纳西族服饰文化内涵是什么？

每个民族的服饰都有的文化内涵，反映了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我们在研究服饰文化的变迁史时，不可避免地要将当时当地的历史现状结合起来。那么，纳西族服饰文化内涵是什么呢？就请随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吧！

　　一、体现了环境与气候的变化
　　环境与气候，是造成纳西族服饰“厚重”特色的主要原因。
　　人是环境的产物。在漫长的过程中，人类为了适应环境，想尽办法认识自然、改造自
　　然，创造了辉煌的文化。服饰，就是这种适应性选择的直接结果。古人把服饰问题放在“衣、食、住、行”之首，说明服饰是人类原始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
　　“厚重”是纳西族服饰变迁中较为稳定和普遍的特色。以丽江坝区传统女性服饰为例，上身第一层为衬衣，第二层为夹层大褂，其中后摆直达小腿部，第三层为粗呢“氆坎间”。第四层是“七星羊皮”。下身是裤子、大褂尾摆和围腰。头上是一个半球形的头箍，其上有加厚的衬布和加宽的遮阳片。粗略计算，一套传统服饰，其重量少则七八斤，多则十余斤。
　　在探讨这一“厚重”特色的成因时，我们看到纳西族地区的生存环境及其气候因素。据史载，纳西族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从黄河流域南迁，至迟在秦代以前到达雅砻江和金沙江流域。这一地区是典型横断山区，其气候特点是“早晚冷，中午晒”，夏季凉爽，寒冷，为了抵御寒风，她们采用了较厚重的着装。

二、体现了生产力水平的变化
　　生产力水平是纳西族服饰面料选择中的制约性因素。
　　服饰，作为一种人类制造的产品，它的发展与变化受到社会生产力水平的影响。纳西族服饰在近2000年时间里，其面料选择经历了从皮革、毛毡、麻布到粗呢与细布的发展过程，基本反映了民族生产力发展的相应水平。
　　秦汉时期，纳西族以游牧、征战、迁徙为主。拥有制盐和冶铁技术，但主要用于生产与军事活动。可通过贸易途径从邻近地区换得一些布料，但当时仍以皮毛制品为主，《东巴经》中也多有此类记载。
　　到唐宋时期，纳西族“男女皆披羊皮”，但此时的羊皮已经有较好的加工工艺，因为当时纳西族制造的“摩梭盔刀”、“铎矟”、“革鞋”、鞍具等颇有名气。这种“军工技术”肯定影响到服装的特作水平，而且军事活动和对外交往也影响了服装的改进，比如传统服饰多有条带捆绑的特点，脚上则“缠以毡片、挟短刀”，头发从早期的“编发”到后来的“束发”，依稀可见军事装束的影响。
　　元明时期，内地轻纺工业较为发达，纳西族进入稳定的农耕定居时期，随着贸易的活跃，内地移民的增多，一大批工匠艺人进入纳西族地区，加上民族上层多次到中原参观访问，引进内地文明，使纳西族地区出现了“富冠诸土郡”的经济文化繁荣时期。当时“男子头绾二髻，旁剃其发，名云三塔头，卫附绿珠，腰挟短刀，膝下缠以毡片，四时羊裘。妇人结高髻于顶前，戴尖帽，耳坠大环，服短衣，拖长裙，覆羊皮，缀饰锦绣金珠相夸耀”。显然巳有明朝服饰的影子。
　　从“四时羊裘”到“短衣长裙”，表面看是服装风格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服装面料的生产水平和制作工艺的变化，正是因为明代发达的纺织业和加工业，才有可能使纳西族服饰过渡到“短衣长裙”时代。联想到兴盛于明代的丽江古城，其中就以发达的工商业作为其经济基础，那里生产的皮革制品，铜器、铁器、毛、麻织品，曾行销滇西北地区和藏族地区，充分显示了生产力水平对服饰面料和制作工艺的决定性影响。

三、体现了宗教文化的精髓
　　宗教文化因互是纳西族服饰颜色选择的重要依据。
　　如果说早期的是御寒遮羞为主要功能，那么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已经融进了宗教文化的审美因素。最终固定为民族识别的外在因符号。
　　纳西族自称“纳”。“纳”即“黑”，“黑”即“大”。因为在先民的观念时里，“光明”是看得见的，因而是有限的；而“黑暗”是看不见的，因而是无限的。所以在民族语言中把“黑”引伸为“大”。称大江为“黑水”，称大山为“黑山”，称自己为“纳西”即“大族”之意。有人因此认为纳西族是“尚黑”或 “尚白”。纳西族也不例外，她有“尚黑”的一面，也有“尚白”的一面。《东巴经》中有著名史诗《东埃术埃》即是讲黑，白两个部落争夺太阳的故事，但史诗所赞颂的正义方是白部落。纳西族的战神、胜利神和保护神“三朵”，也是玉龙雪山化身，是个白盔甲，骑白马的战将。由此看出，纳西族既崇尚黑，也崇尚白。
　　在历史传统上，纳西族“不事神佛”。惟祭天为大，崇拜自然神，热爱自然，崇尚天性，乐天知命。被誉为是“自然之子”。《东巴经》在描述自然和人类诞生的过程中，往往要讲到黑、白、红、绿、黄等多种颜色的“蛋”互相撞、交混，变化出各种生物。《东巴经》中有四样神物。即神山――居那什罗山——，神海——米令达吉海，神石――赠峥含鲁巴，神树――含英巴达树，四样神物有黑、白、黄等颜色，这种多色彩观念反映了纳西族居住地域内丰富多彩的自然景色，也影响到服饰颜色的选择上。
　　丽江民间有“纳西标谋通”（纳西语，意为纳西人以穿青色衣裤为相宜）的俗语，但并不排斥服色搭配的多样性。一般来说，山地居民喜暖色，湖畔和坝区居民喜用青、紫、白、黑等色，追求与环境颜色的反差与协调。如丽江和泸湖一带，喜穿青、蓝、黑色衣裤，着白裙，系红腰带或彩色腰带，着黑布（皮）鞋，尤其丽江坝区产羊皮，基本是黑白两色的组合体，但“七星”缀饰却用五彩丝线。而传说中的“肩挑日月，背负七星”的说法，则赋于一种以勤劳为美德的象征性，含有丰富的文化意蕴。被众人所认可。
　　宗教文化的另一方面是相邻民族之间的互相影响。纳西族与汉、藏、彝、白、僳僳等民族长期交往，部分地区处于杂居状态，而纳西族在文化观念上较为开放，关于吸纳兄弟民族民族的先进文化，这种文化的吸纳表现在服饰上，就是相互交融。比如泸沽湖畔摩　梭人的服装，男装的宽边呢帽、高筒靴，“楚巴”样式的斜襟上衣与藏族风格相近；而女性服装中的长裙保持了纳西族的传统，但编发与头饰，显然兼有藏、纳融合的特色。盐源一带的纳西族支系“纳汝人”，其黑头帕与蓝布衫明显与当地汉族相似。三坝纳西族编发时喜编一色丝带。与藏族相似，但黑色长衣又是自己的特色。至于丽江、鹤庆、剑川、中甸、维西等民族杂居的边缘地区，由于各民族间互市互婚是存在，又处在同一气候带内，民族服装多有互相借用和混穿的情况，有时是这一民族的，裙子以是另一民族的，于是就产生了一个地域内几个民族服装互不相同，但风格相近，部分衣服可以混穿的情况。

四、反映了社会变革
　　社会变革是纳西族服饰风格急变的主要原因。
　　服饰一旦
　强制性地将原来的“短衣上袖”，并在短衣加长了后摆，变为“前短后长”的宽大袄子。又将长裙一破为二，只保留了一片围腰。这种服饰除了便于劳动而外，已经散失了原来裙装的飘逸之感。而泸湖湖地区远离纳西族政治中心，环境较为封闭，未受冲击，至今保留了‘短衣长裙“的古风。
　　辛亥革命时期，纳西族男子服饰彻底汉化。长衫、学生装、中山装逐渐流行。直到解放后，一种叫”滚史“的对襟棉被成为男子服饰的为主体。
　　到八十年代改革开放，”阶级斗争“不再成为社会的主要矛盾，经济建设成为党的共工作中心。随着对外开放的深入，经济文化的活跃，竞争的激烈，新一代年轻人不再穿民族服饰，城镇中许多人不再说纳西话，主动融入现代潮流。到九十年代，纳西文化受到举世关注，丽江旅游持续升温，随着丽江古城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原先不被看重的民族服饰、民族语言、民族建筑等又受到重视。当地政府采取有效措施，进行服饰改革，在旅游等窗口行业推广民族服饰，一时间，丽江城乡又冒出一批身着民族服饰的年轻女性，成为丽江旅游的一道风景线。这样的”民族服饰“当然给旅游业增添了艳丽的色彩，但由于它的局限性，远没有达到保护或弘扬民族文化的目的。民族服饰还要进一步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