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讲 明代的易图：方以智的《图像几表》
方以智，号浮山，明末安徽桐城方氏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清顾治七年(I650)出家为僧。其父方孔炤，字潜夫，号仁植，万历丙辰(1616年)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湖广。为杨嗣昌弹劾，同黄道周一道入狱(西库)，二人在西库讨论易学，黄道周作《易象正》二十四图，方孔炤则酝酿《周易时论》腹稿。《周易时论》始作于祟祯三年(1630)，崇祯十六年(1643)初稿成，方以智作跋。是年方孔炤又“仅因杨本，推广诸家，俟人引触会通，神而明之，命儿侄辈编录，题曰《几表》”(《图象几表》前序)，方以智则集结诸家易图及说而成《图象几表》八卷。清顺治十二年，方孔炤去世，至顺冶十五年(1658)方以智又为成书作跋。《周易时论》十五卷，合前“图象几表”八卷，共二十三卷。方以智还有《物理小识》、《通雅》、《东西均》、《药地炮庄》、《易余》、《古今性说合编》等著作。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目录下列“图象几表八卷”。所谓“仅因杨本，推广诸家”，是以采录杨时乔(止庵)《周易古今文全书》“易学启蒙”五卷之图为主，旁及京房、刘歆、扬雄、关朗、一行、邵雍、司马光、周敦颐、郑樵、蔡沈、丁易东、胡一桂、萧汉中、朱升、蔡清、来知德、邓潜谷、沈全昌、倪元璐、黄道周、王宣等诸家易说或易图，分“图书”(卷一)、“卦画”(卷二)、“八卦”(卷三)、“卦变”(卷三)、“蓍策”(卷四)、“卦序”(卷四)、“旁徵”(卷五至卷八)七部分，凡集图二百一十二幅。
是书大体本朱熹《易学启蒙》体例而增衍。如卷一“图书”，虽以“河图”、“洛书”为主，但本《系辞》“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之说，而于“本图书”之前加“太极冒示图说”和“诸家冒示集表”两部分内容。以一○“太极图”冠诸卷首，引“潜老夫曰”：“不得不形之卦画，号曰有极，而推其未始有彤，号曰无极，因贯一不落有无者，号曰太极。”又曰：“自有而推之于无，自无而归之于有，此不得不然之示也。”又曰：“不落有极之太极，即在无极有极中，而无极即在有极中。人值此生为不落有无之有，犹时值日中为不落日夜之日。圣教惟在善用其当有者，有物有则，即无声臭，何容作有无之见乎!故深表两间之所以然曰太极，而太极之所以然，原自历然。”又曰：“克两间之虚，观两间之实.皆气也。所以为气者，不得已而理之，则御气者理也，泯气者理也，泯理气者即理也。以泯理气之气而专言气，则人任其气而失理矣;提出泯理气之理而详证之，则人善用于气中而中节矣。”此则表达了方氏家学的太
极观。“诸家冒示集表”中列本出田艺衡一○中心有一黑点之“太极图”、杨时乔“全书所载”之“太极图”(为出罗愿之“河图”)、周敦颐“太极图”(第二层图式)、王虚舟衍图等十五图，曰：“自一至万谓之大两，而太极者，大一也。大两即大一，而不妨分之以为用，费有三象，隐亦有三象，不落费隐者亦成三焉。两即藏三，谓对错之中藏一，而三为错综之端矣。二分太少为四象，而一即藏于中五矣。此参两参伍旋四藏一之旨，所以为万法尽变也。”此则表达了方以智象数(费)义理(隐)一贯的观点。“冒”者明也，方氏以一○之太极本图明“无极而太极”之说，而谓其它之图式皆“无非卦画耶，又岂知费隐理事之皆可点画约指之耶”。“河图洛书旧说”，引“潜老夫曰”：“图书一理，皆易道也。九畴应书，九宫又何尝非图之中五四运乎!理藏于象，象历为数，易以睹闻传不赌闻，非待马龟而具，特因马龟而触其微耳。羲时并见，而禹时重见龟文，未可知也。马毛诉甲.郑渔仲载之，蔡元定言之，阳中阴，阴中阳，一毛之中，顺逆往来，甲坼之文，单合互藏，自然之理，一语足矣。止庵连纸图之，不必也。天眼观之，两间何者非马龟、非河洛乎?天一生水，水附士为五行之始，下袭即藏上律也。河源远，故为图之体，洛源近，故为书之用。龙寓于马以托天行托于地行也，龟者人用化北方之灵智也。”此则又表达了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合“太极”而论，方以智则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密衍”则是“以虚舟子法衍之”为黑白点十一图。方以智识曰：“《全书》析衍诸图，烦矣。而无体有极之故，易位生成之故，图书体用之分合合分，终未剔醒也。此岂天地必如此剖合次第乎?理寓象数，衍而历之，易燎然耳。”又曰：“河图变洛书之演，使人豁然，则自虚舟王子始，今从而广之。”“四象卦数旧说”列一图，以杨时乔、吕中石、韩邦奇三家就十数“河图“说八卦数为旧说，于“四象新说”折中出二图，八卦数取乾一、坤六，离二、坎七，巽三、震八，艮四、兑九。智按：“以数言之，参以两为体，九，参法也，八卦，两法也，六爻则参两之始交也。”“河洛析说”列“朱升七图”、“新表曲矩四图”、“飞宫禹步”、“三合四图”、“巳亥穿图”、“关子明三合”、“大九九方图”、“禹贡依生序”、“干支维正河图”、“阴符遁甲洛书”、“洛书符”诸图。“图书五行”列周敦颐《太极图》第三层图式，曰：“周子此图，夏火秋金，士在中央;冬水春木，士亦在中央。斜交二行.则所重在夏秋之间乎。水生木，土生金，皆自上生下，气化也，故水系交木，火系交金，皆有在士中焉;横列三层，则水下系金，火下系木，金生水，木生火，皆自下生上，无待于土矣，形化而藏气化者也，故先水火次金木。”所列图式取《礼运》“播五行于四时”分土旺四季之义，不取朱熹改造之水绕过中土连木图式。卷一末为“五行尊火为宗说”，引沈括《梦溪笔谈》说及“潜老夫”说，论火为五行之尊。
卷二、卷三则以朱熹黑白位《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次序》、《文王八卦方位》和《卦变图》为主，增衍《八际峙望图》、《三十六宫方图合元会图》、《日月运行圆图》、《明生岁成纳甲气朔之图》、《卦起中孚归命象闰图》、《宿度圆图》、《三天图》、《分野图》、《纳音图》、《唐尧朔易图》、《天门据始图》、《三轮六合八觚图》、《十六卦环中交用图》、《八宫游归卦变图》、《游归综图》、《八不变卦颠荡图》、《八荡双颠图》、《依先序颠错三图》、《中石吕氏中交百二十八卦图》、《京变圆图》、《应朔望图》、《朱子卦变圆图》、《三互图》等，集诸家之说而间阐明方氏家学之意。如其中《八际峙中图》是一幅《先天图》六十四卦圆图配八节之图，引“潜老夫”之说：“凡有--象，必中其四方，凡值一轮，亦旋为四时。是中旁前后皆有八际之几。”又如所列《合方圆图》(即《先天图》)，则注曰：“此邵子本图。朱子分出而析论之，横而参之，使人豁然于一本，规而圆之，使人豁然于无端。”又就朱熹“半顺半逆”说而曰：“圆图自一阳而六阳，自一阴而六阴，皆顺也;阳之气顺，则阴处后，阴之七顺，则阳处后，所谓阳行阳中阴行阴中皆顺，阳行阴中阴行阳中皆逆，是圆图总顺总逆也。”此说则符合邵雍建图本意。
卷四“蓍策”部分列《易学启蒙》“蓍衍”诸图、《十八变策六十四状图》、《邵子十二会策》、《大衍蓍原析图》、《大衍千二百乘起图》、《易东丁氏倚九十九图》、《图书合数》等图.又有“关子明易传约”、“三五错综说”、“汉志三统本易说约”、“唐志大衍历约”、“七七说”、“筮占”等内容。“卦序”部分则列《文王卦序横图》、《三十六贞悔圆图方图》，又有“景元萧氏考约”、“元宫黄氏卦序演”、“野同录序卦’’等内容。卷五至卷八“旁徵”列《纳甲分卦》、《飞伏》、《卦气值日图》、《具爻纳虚图》、《天根月窟图》、《五运六气图》、《人身呼吸十二经卦气图》、《三阴阳图》、《律娶妻生子图》、《黄钟空围九分图》、《旋韵图》、《周天图》、《河洛积数》(十五图)、《九六图》(十图)、《商高积矩图》、《石斋黄氏天方图》等，又有“三易考约”、“京氏传约”、“太玄约”、‘’洞极约”、“元包约“、“潜虚约”、“邵约”、“洪范蔡畴”、“玩易杂说”、“崇祯历书约”等内容。
方以智尊父命集结《图象几表》，表明方氏家学十分重视表达象和数的易图书学。从所集易图之多及阐述之深刻来看，《图象几表》实是对汉唐宋元以来易图书学的一次总结。从《周易时论合编》多引用卦气、河洛及先后天说释《周易》经传文字的内容来看，亦说明《图象几表》是阐述方氏象数易学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内容。明末忧患之际产生了易图学三大奇书：黄道周以天道而及于人事之《易象正》，以当时的天文历法自然科学知识结合易卦推算，其置闰交食的精度较前为高，又企图以所推诸多“历年图”对历代兴废经验教训作一总结，为挽救明王朝的覆没寻找新的出路;倪元璐则一反常现以六十四版式衍出渚多特殊易图，寓谏于图，阐述治国平天下的经验教训;方氏父子的《周易时论合编》(包括《图象几表》)则是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和社会科学知识)与象数易学相结合，企图从易学中寻求万法之根本，以“贵为时用”为宗旨，亦大有力挽狂澜之意。三部从不同角度而归一之忧患之作，只有《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对后来清代易图学的发展影响最大。李光地的《周易折中·启蒙附论》、胡煦的《周易函书约存》、江永的《河洛精蕴》等，皆多引用其图并说。是书之所以能有如此影响，正因为其是一部历代象数易学的总结之书。
首先，方氏家学注重“河洛学”。认为：“河图”、“洛书”为《周易》的基本原则，是天地万物生成变化的模式，而数学中的演算法则皆出于河洛图书。方以智曰：“余小子少受河洛于王虚舟先生，符我家学。”(《周易时论·后跋》)。所列“河图洛书旧解集”及“密衍”、“河洛析说”，是在总结旧说的基础上阐明方氏家学的河洛观。如曰：“本以太极为体，图书为用，究以图书立体，而以太极为用，止有善用，即用此图书卦爻，伦常时位之体用也。”
其次，方氏家学推崇邵雍之学并多有发挥。如方孔炤“环中无非大始”、“先天定体，后天交用，邵子纵横举概耳”、“先在后中，惟知善用而已”、“一阴一阳之渭道，皆仪即皆极也”、“方圆卦爻，总一太极”、“所言皆大二也，即大一也，故邵子曰一非数也，无体之一即不落有无不离有无者也，然非物则道不显，故以象数、声数证其几焉”及方以智“谓此表半顺半逆之理势，而藏其全顺全逆之用可也”、“大一即大两”等说，皆是在会通邵雍之学的基础上有所发挥的论述。朱熹的《易学启蒙》本河洛图书说及邵雍的先后天说而推衍成书，而《图象几表》则是对自汉宋以来象数易学的一次空前的总结，汉代则以京房、扬雄为主，宋代则以《易学启
蒙》中的朱熹“河洛学”和邵雍“先天之学”为主。于引用诸家旧说的基础上着重于阐明方氏家学的太极观、河洛观和先后天观。其新颖之处，则在于对于所谓“科学易”的发挥。于天文、历法、算学等诸方面无不渗透了当时的哲学知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方面)。如果我们追寻“科学易”的发端，《图象几表》则是-部典型的著作。方氏家学特别强调“以物观物”的“质测”之学，认为这是“通几”的必由之路，此一点亦是邵雍“观物”思想的进一步拓展。
《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是明末一部很重要的易图学著作。其中所反映出来的哲学思想和引用的自然科学知识，皆是为立易学为万法之根本学说服务的。如谓其为一部易学哲学著作，莫不如说其是一部假易学而阐述哲学思想的著作。今天看来，以《周易》为万法根本的观点.并不符合实际情况。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形势下，如依利马窦所传天文历法知识所搞的“崇祯历书”及一些几何知识等，并不出于什么“河图”、“洛书”，精确的历法(包括闰朔与交食)同《周易》之间并不相关。方氏家学出于“易道广大，无所不包”的片面认识，在总结历代象数易学的同时，把当时所掌握的哲学知识孱入其中，谓其皆出于《周易》，则是过高
地评估了易学的价值。方氏家学从“象生数，数明
理”的观点出发，用大量的易图表达“象”与“数”，强调由象数而及义理、由“质测”而“通几”的认识过程，应该说有其化时代的意义。然而，如谓其开“唯物辩证”思维之端，则又有不妥。一则强调“观物”而知理的人有邵雍在其先，二则毕竟“河出图，洛出书”本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周易》有如一座大房子，方以智的《图象几表》则有如是要装入大房子里的东西。总结历代的易图，亦既是对这些易图的“终结”，有的则是从大房子中里拿了出来，有的则是重新包装之后再装入到大房子里。所谓“包装”无非是加上了一些时代的色彩而已。其后，如李光地、胡煦、江永等人所作的工作仍然如此。易图本为佐易说之不足而作，发展到明代后期，则又不仅仅如此，一些思想家要用易学来阐明自己的思想观点，借用易图就是一条很方便的途经。方以智(或方氏五代祖孙)就是其中的成功者。由此可见，易图学的作用就不仅仅局限于“因图明文”解释《周易》的经传了。从朱熹的《易学启蒙》到方以智的《图象几表》的发展过程，恰恰说明了这一点。
注：《周易时论合编图象几表》一书今见于《续修四库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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