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谁给朱元璋家看的风水
据《明史·太祖纪》和《天府广记》记载：朱元璋幼名重人，又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人，出身寒门。17岁那年，因天旱蝗灾，父母兄弟相继去世。邻居刘继祖看他可怜，曾给坟地一块，遂得以克葬亲人。从此，“孤无所依，乃人皇觉寺为僧”。后来，风云际会，逐鹿中原，定鼎金陵，位登大宝，于是便追尊四代，建仁祖淳皇帝陵于凤阳，并命皇太子到泗州（今江苏泗洪县）祭告祖考妣。由于年代久远，祖先当年葬地的确切位置已难以确认。因此，皇太子一行就只好站在泗州城上望河凭吊。可是，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农历十月十二日，族人朱贵声称他已找到朱元璋祖父当年的居处和葬处，并随之公布了一个风水故事：
朱元璋的祖父生于宋末元初，为江苏句容县通德乡朱家村人。后天下大乱，遂携家渡淮，到泗州定居。每遇红白大事，当地百姓常推他做司仪。有一天，他在屋后杨家墩下的一个土坑里正躺着歇息，忽然来了一老一少两个道士，那老的指着熙祖所卧之地说：“若葬此地，必出天子。”小道士问道：“何以见得?”老道说：“不信可以插个干树枝试试，肯定生叶。”接着，急呼熙祖起来。熙祖听到他们的对话后佯装睡熟。于是，两个道人插完树枝便扬长而去。十日后，熙祖赶早去验，果然枯枝发芽生叶。于是巧施调包计，拔去生枝，另换枯枝。过了一会儿，两个道土赶来。那老道见枯枝未发，而熙祖在旁，因此心生疑窦，指着熙祖说：“肯定被此人换去。”转身又对熙祖道：“若想发福，死后葬此，家门当出天子。”说完悻悻而去。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熙祖去世，遂葬该地，不等封土，即自成坟。这一年末，朱家又迁到钟离之东的盱眙县木场里。一天，朱元璋的母亲遇一异人，修须奇貌，头戴黄冠，身着朱衣，给了她一丸白药。这药神光闪闪，一吞下，即身怀六甲。第二年，即元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生下一子，这就是朱元璋。此时离其祖父葬期只有一年……
因为朱贵认坟有劳，朱元璋除了恩赐给他田宅钞锭金带衣服等物外，还特别授予他一个祖陵奉祀四品官，并许其子孙世袭管理署事。
明皇陵未解谜团：朱元璋陵寝如北斗
十三陵风水为何难保大明昌盛
风水，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音。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陵址的卜选最初始于明永乐年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廖均卿在昌平境内寻找墓地。后来他在这一地区找到“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并于1409年开始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长陵。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千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的选址考虑了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地，就像故宫一样，虽然朝代变换，民族却愈加强大。
当然，十三陵虽然是风水宝地，但是，也保不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几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必然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所以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也是不恰当的。
明孝陵布局状如北斗之谜
明孝陵坐落于江苏省南京市东部钟山南麓独龙阜玩珠峰下，它是明朝(1368～1644年)开国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马氏的陵寝。明孝陵建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马皇后谥“孝慈”，故陵名称“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启用地宫与马皇后合葬。明孝陵是我国现存古代最大的皇家陵寝之一，至今已有600多年历史。
历经沧桑的明孝陵，许多建筑物的木结构部分已不存在，但它的所有建筑遗存都完好地保留在原地，空间布局上完整如初，文化遗存所在的自然景观未受损坏，陵区内的主体建筑和石刻，方城、明楼、宝城、宝顶，包括下马坊、大金门、神功圣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筑遗存，明孝陵在中国帝陵发展过程中所拥有的独特的设计理念、制度格局、营造规模和艺术成就很深刻地影响了以后帝陵的修建，如今分布于北京、湖北、河北等省、市的明清皇家陵寝都是以明孝陵的规制和模式而建造的，从这种意义上说，明孝陵不愧是一项天才的艺术杰作，是中国文化发展到高度成熟时期的一项综合性成果，它开创了明清帝陵的一代新制，在中国帝陵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价值和地位。
明孝陵从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动工，至永乐三年(1405年)建成，历时25年。先后调用军工10万，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规模巨大。当时从朝阳门(今中山门)至孝陵卫再到陵墓西、北所筑的皇墙有45 里，护陵驻军有5千多人。那时候陵园内亭阁相接；享殿中烟雾缭绕，松涛林海，养长生鹿千头。鹿鸣其间，气势非凡。因屡遭兵火，现仅存神烈山碑、下马牌坊、大金门、四方城及神功对德碑，神道石兽狮、獬豸、骆驼、麒麟、马和象六种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将各四。
明孝陵处于山清水秀的环境之中，周围山势跌宕起伏，山环水绕，人文与自然景观浑然天成。陵园规模宏大，格局严谨。孝陵建筑自下马坊至宝城，纵深2.62公里，陵寝主体建筑当年建有红墙围绕，周长2.25公里。若从空中俯视，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状布局！有人说，这是朱元璋别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规，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规、传统办事的帝王气概。也有人说，这是为了让神道加深延长，便于布放石人、石兽。还有人说，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时，有人建议挖平孝陵对面的孙陵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认为孙权是条好汉，认为让东吴孙权大帝为自己守陵更显气概。
近来，有人从风水学的角度来解释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为农民军起义将领时，写过一首气贯长虹的诗篇:“天为帐幕地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间不敢伸长腿，恐把山河一脚穿。”这体现了朱元璋的雄心，作为一个开国皇帝，朱元璋既然费尽心机择址建陵，在陵墓的设计上一定会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宫、天象、星宿图的情况，意在“天人合一”、“魂归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对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设计成北斗七星的形状，“勺头”为绕梅花山而环行的导引神道部分，“勺柄”为正北方向直线排列的陵寝建筑部分，“勺头”、“勺柄”上的“七星”依次为四方城、神道望柱、棂星门、金水桥、文武坊门、享殿、宝城。从平面图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与南北朝、辽代、唐代所绘制的“北斗七星” 图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后山还埋葬着一批明朝的开国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达、开平王常遇春墓等。据传，朱元璋营建明孝陵时，曾说过他一人独居钟山之阳，功臣陪葬山阴。因此，在紫金山之阴就有了11座功臣墓。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风水学认为，朱元璋留存孙权墓并非像简单传说那样仅因孙权是好汉，而是因为孙权墓所在的梅花山孙陵岗还在古地貌学上是一个“近案”，通俗地说，就像一张茶几。这样一来，明孝陵背倚钟山，从整体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东有青龙，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龟蛇合体)，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许，朱元璋这才称心如意。
2003年7月，在第2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明孝陵作为“明清皇家陵寝”扩展项目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世界遗产成员。世界遗产委员会是这样评价明孝陵的:明清皇家陵寝依照风水理论，精心选址，将数量众多的建筑物巧妙地安置于地下。它是人类改造自然的产物，体现了传统的建筑和装饰思想，阐释了封建中国持续五百余年的世界观与权力观。
朱棣长陵的风水地貌
明长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寝，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区境内的燕山山麓天寿山的明十三陵建筑群中。明十三陵总面积120余平方千米。距离北京约50千米。十三陵地处东、西、北三面环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区周围群山环抱，中部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筑，分别建在东、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体系完整、规模宏大、气势磅礴的陵寝建筑群。明十三陵前6公里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面南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人们由大红门一路向内，可以领略到各陵建筑和雄伟山势和谐统一结合在一起所产生的效果。
明长陵为十三陵之首，于永乐皇帝建北京皇宫的第三年(1409年)开始修建的“寿宫”。明长陵的修建工程浩繁，营建时日旷久，仅地下宫殿就历时四年。
长陵陵园平面布局为“前方后圆”形制。“前方”是三进深院落:第一进深院落大门为陵门，单檐歇山顶宫门式建筑，门内明朝时东建有神厨，西建有神库，神厨前有碑亭一座，神厨、神库均毁于清朝中期，碑亭尚存；第二进深院落大门为祾恩门，据《太常续考》等文献记载，天寿山诸陵陵殿名为“祾恩殿”，殿门名之为“祾恩门”，始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亲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极之恩”意，门内即祾恩殿，面阔九间进深五间，重檐庑殿顶。祾恩殿是供奉帝后神位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场所。长陵祾恩殿是明代帝王陵中唯一保存完整的帝王祭祀殿堂，殿内有60根金丝楠木柱，当中4根直径在1米以上，是我国保存最好的楠木大殿，十分珍贵；第三进深院落大门为棂星门，门内有两柱牌楼门和石几筵。“后圆”即指永乐帝的陵墓，它由宝城、宝山、方城、明楼组成。宝城状如圆形城堡，宝城围起来的土山为宝山，宝山下为玄宫。宝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为重檐歇山顶明楼。明楼是每座陵墓的标志，也是每座陵墓中轴线上的最高建筑。原碑刻着朱棣原来的庙号“太宗”，后来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改太宗为成祖，但没能换石碑，只是用木雕镶在成祖的石碑上。明楼内立“圣号碑”碑首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7个字。长陵陵园还辖有东、西井。东井在德陵馒头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内葬有被赐死的殉葬宫妃。
明成祖朱棣笃信风水相术，在其下决心“靖难”之前，谋士姚广孝(道衍)劝朱棣造反，朱棣犹豫不决。姚广孝向朱棣引见元末明初大风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广孝)遂密劝成祖举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乃进袁珙及卜者金忠。于是成祖意益决，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明成祖朱棣把建文帝赶下台后，他的一帮谋僚上疏劝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圣上龙兴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东连山海，俯视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势，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为成地万世之都”。朱棣听信了谋士之话，于是就迁都北京了。
关于长陵的选址，也与朱棣对风水学的笃信有关。1408年，朱棣的皇后徐氏去世，他便派人到北京寻找陵地。据说，最先选在口外的屠家营，但因皇帝姓朱，“朱”与“猪”同音，猪家要进入屠家，一定会被宰杀，这叫“犯地讳”，不能用。接着，又选在昌平县西南的羊山脚下，但后面有个“狼儿峪”，猪旁有“狼”，更是危险，也不能用。后来，又选上京西的“燕家台”，但“燕家”和“晏驾”是谐音(皇帝死了叫“晏驾”)，不吉利，也不行。也有人选在京西的潭柘寺，那地方景色虽好，但山间深处，地方狭窄，没有子孙发展的余地。经过一二品高级官员带着风水先生足足跑了两年，终于找到了一个满意的地方──昌平县北10公里的天寿山(原名黄土山)。
定陵:最不吉利的吉地
位于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规制比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长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钧的定陵。定陵位于昭陵东北大峪山下，建筑规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规模稍次，其中埋葬着明代第十三代帝王万历帝朱翊钧和孝瑞、孝敬两位皇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钧病逝，十月葬于定陵。三百多年以后，他的坟墓定陵被发掘。1958年，在考古学大师夏鼐的指挥下，神宗的梓宫(棺椁)被开启。在厚厚的龙袍下面，掩藏着神宗的尸骨。尸骨复原后的结论是:“万历帝生前体形上部为驼背。从骨骼测量，头顶至左脚长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阶级的总头目”神宗的尸骨被砸烂、焚烧。这位曾经统治中国48年的驼背皇帝，终于化作一缕青烟远去。定陵三百余年后遭掘，还有一说，就是风水不好，当年择地建陵之初，就发现了不吉之兆，预示以后要出大祸。
明神宗朱翊钧10岁登基继承大位，在位之初，任用张居正等大臣辅政，采用了张居正的改革办法，使经济有所发展。然而张居正死后，万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并且广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处搜掠珠宝，以勘矿、开矿为名广搜民财，导致民愤纷起，怨声载道。史书上说:“明之亡，亡于神宗”。
明神宗也是一位极其相信风水的天子，万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岁的朱翊钧借去天寿山春祭之机，动起了择选万年吉壤的念头。
当时钦天监通过四处遍阅实地比较之后，认为形龙山、小峪山、石门沟山三处“最吉”，但后来有大臣指出:石门沟山坐离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但“形龙山吉地一处，主山高耸，层峦叠嶂，金星肥员，木星落脉，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莲花，案似龙楼凤阁，内外明堂开亮，左右辅弼森严，且龙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关阑，诸山皆拱，众水来朝，诚为至尊至贵之地。又见小峪山吉地一处，主势尊严，重重起伏，水星行龙，金星结穴，左右四铺，拱顾周旋，云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处尽善尽美，毫无可议。”朱翊钧在当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亲自去看了形龙山和小峪山两地，现场初定小峪山，请示两宫皇太后之后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两宫皇太后之命，朱翊钧再借秋祭之机，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现在的定陵陵址，并易小峪山为现名大峪山。
虽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认为是“万年吉壤”，但在动工过程中却出现了不祥的预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开工，每天直接进入现场施工的军民夫役和瓦木石匠达两三万人。经过一年的紧张施工，陵园工程已有相当进展。但此时，风水师定下的将来置放棺椁的地方却出现了意外，挖出一块大石头，宝床下无土，这严重犯了风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择定陵寝的地址，但让人意外的是，当时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钧一反常态，称祖宗山陵既然位于天寿山，后代子孙皆当归葬于此山。并下诏，劝大臣不要再争论了，寿宫吉地就是大峪山。虽说如此，朱翊钧曾带人悄悄看过几处地方，仍不是很理想，于是彻底死了易地建寿宫的念头。但在六年的建陵过程中，官场和民间关于定陵风水不吉利的议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史载，万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当年开国功臣、风水大师刘伯温的十一世孙刘世廷，仍上疏奏称:“大峪山寿宫龙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刘伯温给选的址，刘世廷的风水理论应该是祖传之术。定陵在以后的岁月中的确是屡经磨难，由于朱翊钧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盗墓贼的“光顾”，不仅如此，定陵还在历史上屡遭火焚。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农民正义军攻入昌平，地上木构建筑大部分被焚毁。同年清兵入关，陵园再遭破坏。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时，祾恩门、祾恩殿被缩小规制重建，但民国年间再次被焚。陵园建筑中只有宝城、明楼、重门和陵垣始终未遭严重破坏。
从当初选址，到三百多年后被掘，报应也罢，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确有太多的谜团，不由你不感慨！
明武宗泰陵金井竟然挖出了泉水
明朝的泰陵位于长陵西北3.5公里的笔架山，是明孝宗朱祐樘与皇后张氏的合葬墓。这里又称“施家台”，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张氏的合葬陵寝。孝宗是明代中叶唯一的较为励精图治的皇帝。他即位后，勤于理政，选用贤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节俭，不近声色，体恤群臣和百姓。由于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监乱政的现象，采取了一些发展经济、挽救危机的治国措施，缓和了社会矛盾，出现了一个较为稳定的时期，史称其时为“弘治中兴”。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于乾清宫，享年36岁，谥号“达天明道纯诚中正圣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明孝宗去世之后，明武宗开始筹划明孝宗的泰陵陵事，当时的礼部左侍郎李杰、钦天监监副倪谦和司礼监太监戴义在考察了各处后，向明武宗推荐了施家台。工科右给事中许天锡也向武宗提议，派廷臣中精通风水术的人，前去复视一次。他向明武宗上奏说:“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处。广求术士，博访名山，务得主势之强，风气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灵，为国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们的提议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台考察，最后确定在那里营建孝宗陵寝。
泰陵于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兴工。当时动用了各种工匠及官军上万人，四个月后，玄宫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内。又过了六个月，陵园的地面建筑也全部告成。整个陵寝建筑包括:“金井宝山城、明楼、琉璃照壁各一所，圣号石碑一通，罗城周围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门三座，香殿一座为室五，左右厢、纸炉各两座，宫门一座为室三，神厨、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桥五座，神宫监、神马房、果园各一所”。
虽然动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经过仔细的筹划，但泰陵在修建过程中还是遇到了各种意料不到的情况，据祝允明《九朝野记》和孙绪《无用闲谈》记载，泰陵营建中在开挖玄宫金井时，曾有泉水涌出:“水孔如巨杯，仰喷不止”。吏部主事杨子器亲眼看到，如实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风水观念中，金井出水，被视为不祥。这样一来，泰陵非改址不可。当时的督工太监李兴，非常受武宗宠信，见有人对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见，十分气恼。于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说杨子器“诽谤狂妄”，武宗不问青红皂白，下令将杨子器关进了锦衣卫大狱。
但有大臣上疏说:“子器此奏甚有益，盖泰陵有水，通国皆云。使此时不言，万一梓宫葬后有言者，欲开则泄气，不开则抱恨终天。今视水有无，此疑可释。”武宗觉得有理，于是命司礼监太监萧敬押解杨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验证。此时李兴早已堵住泉眼，回宫后，萧敬禀报了泰陵金井无水的情况。太皇太后王氏(宪宗皇后)在宫内听说这件事，传旨说:“无水则已，何必罪人！”杨子器才官复原职，避免了一场杀身大祸。
我们从风水学的角度看，无论泰陵金井有没有出水，其所处位置的确存在不少不合于“吉壤”条件的地方。如梁份在《帝陵图说》中就曾这样评论泰陵的风水:“山巅巨石，土山戴之。而灵域之脉实生其下，盖天寿山外之山。淆然杂乱，地气不正，穴结无情，非可为弓剑之所也。况乎黑岭南障，一无所见于前。贤庄、灰岭之水出其左，锥石之水出发其右，二水虽合，环绕南流，流而散也。……则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谈迁在《国榷》中也说:“泰陵临溪水，直流若干里，制又卑隘，识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历经几百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上的人为破坏，泰陵的损坏程度已十分严重，泰陵在清康熙时有的建筑即已残坏。《帝陵图说》记泰陵祾恩门情况:“今左右两门坏，垒石以塞门”。此后，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园建筑曾经修葺，自乾隆年间以来，三百余年泰陵基本处于自然状态。风侵雪蚀和人为破坏使该陵寝破败不堪。陵寝标志性建筑明楼城墙已凹凸不平，楼顶瓦片残缺不全；祾恩殿遗址石条风化严重。2006年，北京市决定重修泰陵，也许泰陵在不远的未来会回到当初的辉煌。
朱元璋为什么把祖宗葬在水里
选自《绝版王陵：探秘帝王的地宫
苍天并不在乎帝王祖宗的高贵，浩大的洪水依旧滚滚而来，让这方樵夫牧童望而生畏的神圣的土地顷刻间沦为泽国，那些无比忠诚的文臣武将也在这场洪水中相继倒下，在淤泥中酣睡，渐至湮没无闻。明祖陵就成了一个遥远的传说，洪泽湖中有个“大墓头”，这就是那一带人民偶尔提起的故事……
水底古墓之谜
桑田变沧海，沧海又变桑田，明祖陵从一发现开始，周遭就充满了传奇色彩。 1963年，洪泽湖遇到了特大干旱，水位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一批大型石像露出水面，这些石像东倒西歪，躺在了淤泥之中，他们被雕塑成麒麟、雄狮、带鞍子的马和牵马侍从、还有文臣、武将、太监等形象，根据专家的研究，被确认为明祖陵，此时，距明祖陵成为水下皇陵已整整近300年。
明祖陵外景
明祖陵位于江苏省盱眙县洪泽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实际葬地。说实话，明祖陵所在的位置并不理想，它并不处于高山大阜之侧，而是在有“九岗十八洼”之称的丘岗之地。当时的堪舆大师刘基等，就知道明祖陵所在地并不是完美的万年吉壤。根据古代堪舆术的定义，一块风水宝地的地势地形地貌，要穴前有明堂，要看三奇四应。三奇即山、水、案；前、后、左、右、为四应；左右有护砂，所谓“砂”即山丘土石之物；要有罗城，罗城由山或水组成，相绕四周；远有朝山，近有案山。以山为罗城，形成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四种态势为佳；如果周围无山，一马平川，则借水势成龙（水龙），以泽国环抱为上。明祖陵四周除了一片水国，并无多少妙贵可言。
既然此处风水不好，朱元璋为何不另寻吉壤安葬祖宗呢? 其实朱元璋何尝不想呢，但是这是他祖父的实际葬地所在，如果要移墓，势必会泄了王气，影响大明江山社稷。所以只能在此修建了祖陵。为了解决风水欠佳的问题，在当年筑陵时进行了大规模的地理改造，填埋洼地，补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为山，人工整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风水要素必具的景观，这才形成了一块标准的风水宝地。
都成了风水宝地了，何以明祖陵会被没在湖底长达300余年? 是先天风水不足，没能保佑明祖陵免去天地的沉沦? 是偶然的自然灾难，还是人为的必然导致了这滔滔洪水? 有人认为，明祖陵的被淹，天灾其实只有三分，还有七分就是人祸。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话说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年），刘大夏筑太行堤阻断黄河北支，使南支夺淮入海后，河道开始紊乱，淮河中、下游连年洪水泛滥，祖陵不断遭受水患。明万历年间总理河道的工部尚书潘季驯提出了“蓄淮刷黄”，的治水方略。他主张筑堤纳水归于一道，反对疏浚支流另开新河，而应当“筑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他认为“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势。此合之所以愈以分也”。多好的理论，省钱省力，省人省心，大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味道，因而廷争面折中很能打动人心，并且最终取得了明神宗的支持。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任你怎么集淮水之力也不敌黄水，汹涌澎湃的黄河仅凭一点淮水之力就被挡回去，那还能叫什么奔流到海不复回？很快的清河口泥沙高淤，靠近这里的淮河河床也被黄水倒灌而增高了，这又使淮水的冲击力减弱，遇阻即回，沙随波停，淮水所带泥沙又在清河口停淤。淮水无力刷黄，又无法从清河口入海，而入湖故道又尽筑高堰，淮水不得不上溢泛滥，“不得不久潴旁溢，汪汇浩荡，始犹淹漫两岸，会合诸湖，继而夏秋泛涨，一望无际，浩荡龙沙，震惊陵寝，而泗洲之祸岁烈一岁矣。”。
潘季驯的治水方针在实践中被“检验”得头破血流，照理应当重新检点，这时如果改弦更张，为时未晚。可惜这时候，治水方略已不再是为了治理水患了，而是成了庭争的工具，成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与权威的凛然不让侵犯的武器，为此他不仅革除了反对意见的阻挠，而且甚至编造谎言，说祖陵“松柏之郁茂，护沙之如故”。就是到了万历二十年仍然上疏坚持自己的主张，把分流之议列为病议，痛加指陈。而这时淮泗一带水患濒仍，早已成不争的事实。
陵墓内的石像群，前两对是麒麟，后四对是雄师，然后是华表，天马，侍者等。
真不知朱元璋的祖宗到底是否有灵，在水中煎熬着为什么眼睁睁地看着潘季驯这样的大臣作出几乎是不臣的胡作非为？祖宗埋到地下后无声无息，不言不语，忍气吞声，这就注定了明祖陵要到水下沉沦300多年，也注定了后人像哀六国哀阿房宫一样去浩叹它的沉浮。
寻觅陵址的曲折过程
按常理说，朱元璋的祖先们既然被追尊为皇帝，皇后，其葬处就应该建陵，并应依制建造帝陵建筑。但根据历史记载，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只追加封号，没有营建祖陵建筑，这背后有什么样的历史原因呢？原来朱元璋少时家贫，居住地一迁再迁，使他根本不知道其三代祖考的确切葬地。因此，他为寻找祖陵葬地颇费了一番周折。
根据史料记载，刚开始有人告诉朱元璋他家的祖陵在句容通德乡朱家巷，朱元璋信以为真，即“命筑万岁山，有司修砌路，太祖躬临拜祭”。不料，他才只磕了一个头，万岁山竟然中间分为深涧！他不禁恼怒异常——这岂是我家祖茔，怎能经不起我一拜？于是“重罚言者”，认为这不是自己的祖茔所在。后来，朱元璋经过回忆，想起二姐曾说过祖父的坟墓在泗州旧陵嘴一带，但具体位置仍无从考察。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使朱元璋弄清了祖陵的真实位置所在。话说朱元璋的同宗朱贵，他祖父与朱元璋的祖父一起从朱家巷迁到了泗州城北的孙家岗，通过他回乡查访，朱元璋终于知道了自己的祖父母葬在泗州城北的杨家墩。这座古墓，因宋朝保议大夫杨浚墓而得名。
这是否真的就是朱元璋祖父母真实的葬地呢？还是因为政治需要而凭空建造的呢？在有明一代以至后来的几百年中，有一个现象被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了，或者没有任何人敢于说将出来，那就是既然朱元璋那么急切地找寻祖父的安葬地，找到了又花费那么多时间与财力来大规模营建，甚至竟然让不能随便动用的国储来当这个祖陵的总管与总监，为什么在祖陵建成后竟然没有来这里一次进行祭祀并像在句容那样磕头呢？是怕一个头磕下去又会分为深涧吗？朱元璋是不是对这个祖茔也产生什么怀疑？朱贵献的图是真的吗？朱贵说杨家墩就是祖陵所在地是得到多个族人证明的，那么这些族人呢？他是不是也是来邀宠或混个世袭之职的？唯一的与人不同之处，大概就是这个朱贵做得比较聪明比较认真比较像那么回事。但一向多疑又心机聪慧，特别是深知祖上颠沛流离居无定所死无葬地的朱元璋恐怕不会看不出来。
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相信朱贵，还要封杨家墩为万岁山并将祖陵定在这悠悠淮水之滨呢？或许朱元璋心中也是十分苦闷的，因为他很清楚，那个句容的万岁山不是假的吗？但是，为了证明大明王朝是祖上“积功累善，天之报施，茂于厥后”，为了蛊惑与欺骗人民，为了证明他这个皇帝是有祖传“基因”的，是由上天钦定的，不是其他人想当就能当得的。于是他不得不这样将错就错。
明祖陵的传说
打开中国历史的大门,你会发现中国历史上皇帝玩弄政治传说的事列比比皆是，陈胜的夜半神示、刘邦的剑斩白蛇、刘备的白胪脱险、赵匡胤的祥龙瑞生等等。朱元璋的明祖陵只是以上历史政治家高明手段的延续。
朱元漳祖上几代非常穷困，四处漂流，真乃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他的祖父朱七年级，六十多岁时，流落在古泅州境内，为双沟镇一个性水的财主家放猪。这水员外号称水半湖，双沟东去印里洪泽湖边全是他家的地。朱七年级带着全家搭个窝棚，就住在湖边孙家岗为水财主放猪、垦荒，以维持生计。
明祖陵南红门
这孙家岗庄后有个墩子，人称杨家墩，墩上有个凹窝。一年深秋，在这里放猪的朱七年级躲在墩上的凹窝内避风, 意外得知这座山背山面水，后面青山雄壮葱郁，前面洪泽湖宽广博大,其实是一块龙脉，谁死后葬在这里，谁的后世就一定有人会出皇帝。老人欲将此地占为己有,从此隐藏了这个秘密, 即使对家里人也没有透露半分, 直到临死前,才告诉了儿子要把自己葬在这里。
传说终归是传说，但有一点却是值得我们仔细思考的.杨家墩的地理位置，在风水学上明明不是个风水宝地，为何在传说里就成了龙脉之地了呢？朱元璋登上宝座之后,朱氏坟冢葬于龙脉的传说很快就流传了开来。先是从洪泽湖畔开始，一发不可收拾像水银泻地般的遍布全国。这是一种明显的穿凿附会，朱元璋为什么要创造这样一个传说呢？这还是和他的出身有关，他的帝位是由自己和众兄弟从最低层打下来的，他并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值得炫耀的血统资本。历史上开千古帝业的几乎都比他这个放牛的、打扫庙院的朱和尚强。秦始王嬴政、隋文帝杨坚、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哪一个不是帝王之后或名门望族，即使是汉高祖刘邦这个亭长好歹也是地方一号人物，蜀主刘备尽管以卖草鞋为生但是宣扬时总是以大汉皇室后裔自居——刘皇叔。曹操、孙权一个是官宦之后，一个是军旅世家。对于朱元璋来说，那种感觉就像被人唾弃的乞丐突然有一天发了一笔财开始身着华服，但是心理还是总觉得别人的眼光是那么怪怪的。无奈之下,为了给自己的登帝塑造天地之功，证明自己是天意所授，标榜自己血统是天之相承; 为了击溃当时旧贵世家的心理优势，改变政治方面的意识劣势，草根皇帝朱元璋最终也只能把自己的老祖宗请出来进行一番神化宣扬。 当太祖将这自家神奇传说不断灌输社会各个阶层时，为了表示对祖先的推崇和孝敬，更为了向天下显示皇家的威严，太祖就在依稀寻到的埋有祖父的小山包前开始建造了规模宏大，尽显皇家雄壮气派的明祖陵，将其曾祖父、高祖父、祖父的衣冠等凡能收集到的或者认为是的遗留之物一起葬在了这里。如此一来, 皇家的威严得到了充分的体现，自己的血统更是让世人所推崇，社会上也就再也没有谁会乱加评论了。
明万历皇帝“北斗七星”葬式揭秘
明定陵是明十三陵中第十座陵墓，埋葬的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钧(年号万历)和孝端、孝靖两位皇后。明定陵1956年5月开始挖掘，1957年打开地下玄宫，至今已过了半个世纪，但是万历皇帝的葬式为何采用“仰面朝天，右手扶着自己的面颊”的怪异姿势，一直是个未解之谜。
3月7日在南京结束的“世界文化遗产论坛———中国明清皇家陵寝”学术研讨会上，北京明十三陵特区办事处王秀玲女士的一篇论文，首次揭开了万历皇帝的葬式之谜，并大胆推断出明代帝王均为身体侧卧，双腿微曲如睡眠状的“北斗七星”葬式。万历皇帝尸体的姿势不同寻常，挖掘出来时仰面朝天，右手扶着自己的面颊。定陵在明十三陵中规模较大，与永陵相差无几，仅次于长陵，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据考古资料记录，定陵地宫是由前、中、后、左、右五座高大宽敞的殿堂连接组成的，全部为石结构。后殿（玄堂）的正面棺床上停放着三口棺椁，中间的特别大，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的棺椁。另两口分别是皇后孝端和孝靖的棺椁。据王秀玲介绍，当时定陵发掘时，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的尸体保存情况。万历皇帝尸体放置在一条锦被上，锦被两边上折，盖住尸体。尸体头西脚东仰卧，肌肉已经腐烂，仅剩骨架。面向上，头顶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右侧，左臂下垂，略向内弯，手放在腹部。手中持念珠一串。右腿稍弯曲，左腿直伸，两脚向外撇开。孝端和孝靖两位皇后的葬式也与一般葬式不一样，她们都是向右侧卧，孝端后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叠，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后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上弯曲，手放在头下，下肢曲。王秀玲认为万历帝的原葬式应为侧卧式，因为尸体如果平放,一般晃动也不会有大变动,只有侧卧式,碰撞时易变动。
关于帝后葬式,目前尚无史料记载。王秀玲在论文中分析，孝靖后骨架情况应与原葬式相似。而万历帝与孝端后则有出入。因为人死后入葬,不可能故意摆成一腿 弯曲一腿直伸状。显然,万历帝的葬式不是原状，而应该是向右侧卧,这样出现晃动尸体必然倒向左侧,所以万历帝左腿直伸。而且根据棺椁入葬情况分析,万历帝的棺椁确实有过碰撞的记载。因为棺椁是从百里之遥的京城靠人工抬运到山陵,沿途颠簸。据《泰昌实录》记载：葬神宗皇帝及孝端皇后时(孝靖皇后比万历皇帝早逝九年,已入葬于天寿山东井平岗地)仅抬杠军夫多达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绳索常有损坏,不断更换。棺椁到巩华城时（今沙河），抬棺椁的木杠有断裂声,右边一角曾坠地。这样完全有可能使尸体姿式发生改变。陵墓的位置、地面布局、地下玄宫布局都与天象有关，皇帝的葬式当然也要源于天象了。
据王秀玲考证，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封建皇帝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自称“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并时刻把自己的行为与天联系在一起,每当天空有变化时,他们便“自省”,认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他们将死视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在十三陵中,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主要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孝陵反映的是陵寝地面布局(因地宫未发掘),已发掘的明定陵地宫的布局即是仿生前皇宫模式，也是源于天象。在古代,基于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大多以为人死后灵魂还在,并且和活人一样,有饮食起居等各种要求。基于此因,历朝帝王的陵墓大多反映 着其生前所居宫室的某些形式和特点。除此之外，在陵墓选址上也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了。
从古代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够“聚气”。王秀玲说古人对天体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墓主人东西两侧和脚下分别塑龙、虎和北斗天象图。古人还把它刻在避邪剑上。其奥秘在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
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选址及设计是与古代的风水理论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北斗七星”式这种S形葬式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论，帝、后的葬式源于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采用天象来设计皇宫、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后代,在陵墓选址和规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又身为皇帝的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明代帝王只有万历皇帝朱翊钧的陵被发掘出来了,其他的陵还未发掘。但王秀玲据此推断,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的帝王可能都采取“北斗七星”葬式。
为何明朝官员戴乌纱，清朝官员插花翎？
在有关明清两朝的古装电视连续剧中，人们看到，明朝的官员和清朝的官员除了服装不同，而且戴的帽子也不相同。明朝官员头戴有两个翅子的乌纱帽，而清朝官员的红顶子的官帽上都要插上一束花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的装饰呢？
其实，明清两朝虽然都是坐镇北京，手握乾坤，掌控天下，但是这两个朝代的最高统治者身为不同的民族，因此，各级官员的服饰也大不相同。明代以汉族传统服装为主体，清代则以满族服装为主流。上层社会的官服是权力的象征，历来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因《论语》有“恶紫之夺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废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补子”表示品级。明朝的官员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
清朝时，以暴力手段推行剃发易服，按满族习俗统一男子服饰。顺治九年，即公元1652年，钦定《服色肩舆条例》颁行，从此废除了浓厚汉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
清时薙发留辫，辫垂脑后，穿瘦削的马蹄袖箭衣、紧袜、深统靴。清代官帽与明朝的官帽绝然不同，清朝的官帽后面都要拖一束孔雀翎。翎称花翎，高级的翎上有“眼”，并有单眼、双眼、三眼之别，也就人们常说的顶戴花翎。那么，为什么明朝官员要头戴乌纱和清朝官员的顶戴花翎究竟有什么重要的表示呢？
先说说明朝的乌纱帽。乌纱帽原是民间常见的一种便帽，官员头戴乌纱帽起源于东晋，但作为正式“官服”的一个组成部分，却始于隋朝，兴盛于唐朝，到宋朝时加上了双翅，明朝以后，乌纱帽才正式成为做官为宦的代名词。
隋唐时期，朝廷官员和黎民百姓都戴乌纱帽，只是官员的乌纱帽上有玉饰的多少来区别官职大小。据《中华古今注》记载，唐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诏书说：“自古以来，天子服乌纱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到了北宋王朝，太祖赵匡胤为防止议事时朝臣交头接耳，就下诏书改变乌纱帽的样式：在乌纱帽的两边各加一个翅，这样只要脑袋一动，软翅就忽悠忽悠颤动，皇帝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同时在乌纱帽上装饰不同的花纹，以区别官位的高低。
明朝开国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三年作出规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办公时，一律要戴乌纱帽，穿圆领衫，束腰带。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职的状元、进士，也可戴乌纱帽。从此，“乌纱帽”遂成为官员的一种特有标志。
头戴乌纱帽，身穿盘补服，是明代官吏的主要服饰，以补子来区分官职。这种袍服是明代男子的主要服式，不仅官宦可用，士庶也可穿着，只是颜色有所区别。平民百姓所穿的盘领衣必须避开玄色、紫色、绿色、柳黄、姜黄及明黄等颜色，其他如蓝色、赭色等无限制，俗称“杂色盘领衣”。明朝建国二十五年以后，朝廷对官吏常服作了新的规定，凡文武官员，不论级别，都必须在袍服的胸前和后背缀一方补子，文官用飞禽，武官用走兽，以示区别。据《明史·舆服志》记载：正德十三年，“赐群臣大红贮丝罗纱各一。其服色，一品斗牛，二品飞鱼，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级皆与焉；惟部曹五品下不与。”
再说说清朝的顶戴花翎。清朝的官帽，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又称为“染蓝翎”，以染成兰色的鹖鸟羽毛所作，无眼。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鹖鸟生性好勇斗狠，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能够显示武士的英勇，到也贴切。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驸马，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要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平台后力辞靖海侯而恳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康熙皇帝特旨许之；后乾隆皇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从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
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郡王、贝勒，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间，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乞翎，因此之后亲王、郡王、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如道光皇帝得知擒获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后，即赏报捷音者戴花翎、军机处行走；道光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
正因为如此，后来的清代文官对奖戴花翎特别重视。除军功外，非“异常劳绩”不得保奖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过三名。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谱“玉牒”造成，提调官增庆被奏赏花翎，这是首开军功之外的“别项劳绩保翎”之例。从此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运事宜、劝捐、抽厘之类，都相率保荐花翎。光绪初年，大保案迭兴，加官加衔，各种新奇花样不可胜举，戴花翎者，满街行走了。
这时花翎身价尽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见外地赴任低级官员时，在冠服方面仍有严格规定。若有花翎、蓝翎人员，其翎管不准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带皮子玉者，都要以违例论处。
到了清末，捐例大开，用钱也可以买到花翎戴，保案内就再没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钱买到花翎的，是广东洋商伍荣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数万金，朝廷无力嘉奖，于是就破例赏戴花翎，一时荣之。后来，鸦片战争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实银一万两，蓝翎五千两；而且参照捐官之项进行折扣。这样实捐银较少，捐翎者遂多。咸丰九年，即公元1859年又改为实银。不准折扣：花翎每枝七千两，蓝翎四千两。到了后来，每枝花翎仅用二百元就可以捐到。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穷途末路了。
其实，不论是明朝的乌纱帽也好，还是清朝的顶戴花翎也罢，都是因为统治集团的需要而产生的。不同时代的统治集团由于观念的不同，形成多种多样的官员服饰种类，它们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泱泱大国，官员服饰自然也有着悠久历史底蕴。由于中国在过去的几千年中长期处于阶级社会之中，官员的服饰自然被赋予了浓厚的阶级色彩。
明朝覆亡难道与十三陵风水有关
风水，在我国是一个非常有诱惑力的话题。在古代，特别是汉唐以后，上自帝王宫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庙和民宅，在选址和营建过程中大多都深受风水理论的影响。
最初，风水只是古人寻找墓地时使用。它的理论大概是：葬地内有生气，生气可以带来福音。而生气在地里是流动的，遇风吹就会失散，遇水流拦挡就会停止不动。所以，古人寻找墓地，都是选择生气凝聚的地方，即风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挡它流动的地方。后来，人们将风水概念扩大到城市、民居等领域。为了加以区别，人们将风水划分为阴宅风水和阳宅风水两大类。
明代帝陵的卜选，就是在阴宅风水术的指导下进行的。卜选的方针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变化；龙（陵后的山脉）、穴（陵墓中安放棺椁的地方）、砂（陵寝风水格局中龙以外的其他山脉）、水（河流）之间的相配关系，等等。
十三陵陵址的卜选最初始于明永乐年间，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风水师廖均卿在昌平境内寻找墓地。后来他在这一地区找到“吉壤”，叫黄土山，山前有龙虎二山，形成风水宝地。经朱棣亲自踏勘确认后并封为“天寿山”，并于1409年开始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长陵。
十三陵所处的地形是北、东、西三面环山，南面敞开，山间泉溪汇于陵前河道后，向东南奔泻而去。陵前6千米处神道两侧有两座小山，东为“龙山”，西为“虎山”，符合东青龙、西白虎的四灵方位格局。用风水理论来衡量，天寿山山势延绵，“龙脉”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后主峰耸峙，左右“护砂（山）”环抱，向南远处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开阔。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宽广，山上草木丰茂，地脉富有“生气”，无疑是一处天造地设的帝陵吉壤。在中国传统风水学说的指导下，十三陵从选址到规划设计，都十分注重陵寝建筑与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谐统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设”的完美境界，用以体现“天人合一”的哲学观点。
十三陵的选址考虑了天干的因素（即天时，天时考虑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质很差，以虎山为最差。也许它原来的土质是好的，到现在已经发生变化）。这个十三陵是一个聚人气、才气的风水宝地，就像故宫一样，虽然朝代变换，民族却愈加强大。
当然，十三陵虽然是风水宝地，但是，也保不住大明王朝的千秋万代，在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几乎具有某种神秘的必然性。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中说：“1587年，是为万历十五年，岁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升平，无事可记，实际上我们的大明帝国却已经走到了发展的尽头。在这个时候，皇帝的励精图治或者宴安枕乐，首辅的独裁或者调和，高级将领的富于创造或者习于苟安，文官的廉洁奉公或者贪污舞弊，思想家的极端进步或者绝对保守，最后的结果，都是无分善恶，统统不能在事业上取得有意义的发展，有的身败，有的名裂，还有的人则身败而兼名裂。”所以将明朝的灭亡完全归罪于十三陵的风水也是不恰当的。
李自成与崇祯互断龙脉便宜了多尔衮
李自成（1606～1645年），明末农民起义领袖，他率领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城，逼死了明崇祯皇帝，建立了大顺政权，但不久农民起义军就在吴三桂和满清军队的联合夹击下败亡，李自成也死于非命。有人说李自成和崇祯的两败俱伤是因为互断了对方的龙脉，才使满清的多尔衮捡了一个大便宜，这是怎么一回事？
关于明皇族朱氏的龙脉之说，据《朱元璋系年要目》介绍，朱元璋祖居江苏省句容县通德乡朱家巷。元朝初期，为了逃避官府的苦役，朱元璋的祖父朱七年级就携带全家老小，逃到泗州、盱眙一带，居住在古泗州城北13里的孙家岗。
王文禄《龙兴寺记》记载着这样一个传说：杨家墩家有个洼窝，朱元璋的祖父朱七年级经常卧于其处。有一次，一个道士路过此处，见了这个地势说：“葬于此处，后代可出天子。”
道士的徒弟追问原因，道士说：“你若是不信，就拿个枯树枝栽在这儿，十天之内就能起死复生”，朱七年级偷偷试验了一下，果真如此，于是把道士的话告诉了朱元璋的父亲朱世珍。十年后，泰定四年（1327年）朱七年级病死，如道士所言，葬于此。半年后，朱世珍妻陈氏即怀了朱元璋。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一路登上皇帝之位，1386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标，带领文武群臣和工匠，到泗州城北杨家墩，开始修建祖陵。以后陆续增修，经过28年，耗费大量资金，到永乐十一年（1413年）才把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墓全部修建成功。至此，杨家墩改称明祖陵。李自成攻破此处后，为了破坏明朝的龙脉，将明祖陵破坏的一塌糊涂。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为了打击李自成起义军，崇祯皇帝竟然也派人挖了李自成的祖坟。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从小苦大仇深，和一些穷苦百姓参加了高迎祥领导的起义军。后来因为作战勇敢和有智慧，得到高迎祥的赏识，最后，接替高迎祥成为起义军首领，所到之处，百姓云集响应，一时间朱家天下摇摇欲坠，李氏“帝王之相”隐隐可见。当此之时，崇祯帝不知听了何人建议，希冀用伐掘李自成祖坟的办法断其“龙脉”，泄其“王气”，以使“贼势当自破矣”，从而挽大厦于将倒。崇祯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八，接到崇祯皇帝密旨的陕西总督汪乔年命延安府米脂县县令边大绶等人进山寻找李自成的祖、父的墓地。
事先，边大绶找到了曾参与埋葬的李自成的同乡李诚。经过拷训，李诚给边大绶提供：“记得李闯祖父下葬掘土时，地下面有三个空穴，其中的一个空穴尚发现有一只黑碗，当时用土填了两个空穴，在其中一穴安葬，并用黑油点灯放在墓内棺前。因此，只要找到那个置有黑碗的坟墓，便是李闯的祖坟。”
根据李诚提供的线索，边大绶立刻下令寻找，但是，一连掘了数座坟，未见黑碗。到天晚，难以下山，他们坐在李自成旧窑中烤火。翌日凌晨，他们又挖了数家坟冢，到了正午时分。果然在一墓中发现黑碗，照李诚所说它必然是李自成祖父的坟墓了。挖出来的骷髅如黑墨，额骨上长出了六七寸长的白毛，状极恐怖。在李自成祖父坟的左侧下方还有一座坟墓，据李诚指认它是李自成父守忠之墓。墓的正顶长有一棵榆树，粗如臂膀，枝叶诡异，边大绶命人砍下榆树，不料树倒墓开。墓中竟蟠着一条白蛇，“长尺有二寸，头角崭然”，役卒上前捕捉，将蛇置于练总郝光正行装袋内。役卒把棺木打开后，只见所有的骨节都变成青铜色的绿色，额骨上也有六七寸长的白毛。其余七八座墓中骷髅上也都有白毛。边大绶为了断李自成的“龙脉”，还派人在旧址上边的大小垴之间挖下宽二十米、深五米的大壕，他命人将骨骸“聚火烧化”，并把周围“大小树木一千三百余棵悉数斫伐”。
挖李自成祖坟的全过程，边大绶详细记录在了向陕西督军汪乔年呈报的《塘报》中，陕西督军汪乔年得知后，嘉奖边大绶：“据来报，知闯王墓已开，可以制贼死命。他日功成，定当首叙以酬。”然而，崇祯皇帝的这一招并不奏效，就在前一年，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河南攻城破邑，所向披靡，并进逼潼关、直指西安，结果是众所周知的：两年后李自成攻占北京城，崇祯跑到皇宫北面的万岁山投缳自尽。
李自成与崇祯在挖龙脉上两败俱伤，这也成就了清军将领多尔衮。在他的功业基础上，顺治皇帝成为清入关后的第一位皇帝，开创了大清王朝的历史篇章。
人生运势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