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進程往往與地域有很大的關聯，良好的地理環境通常會滋生一系列的產業，從而帶動人們追求城市化的動力。如今，隨着科學技術的進步，很多之前不可能的事往往能用技術來取而代之，因此，城市化的發展也就悄然而起了。那麼，中國地域文化與城市發展又會有怎樣的關聯呢？下面就請隨小編去看看。
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專指先秦時期中華大地不同區域的文化。有專家主張，地域文化專指中華大地特定區域的人民在特定歷史階段創造的具有鮮明特徵的考古學文化。一些學者則將地域文化劃分為廣義和狹義，認為狹義的地域文化專指先秦時期中華大地不同區域範圍內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而廣義的地域文化特指中華大地不同區域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時間上是指從古至今一切文化遺產。經過再三研究、反覆探討，多數與會專家學者認同“地域文化專指中華大地特定區域源遠流長、獨具特色，傳承至今仍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
在我國，地域文化一般是指特定區域源遠流長、獨具特色，傳承至今仍發揮作用的文化傳統，是特定區域的生態、民俗、傳統、習慣等文明表現。它在一定的地域範圍內與環境相融合，因而打上了地域的烙印，具有獨特性。
地域文化地域文化中的“地域”，是文化形成的地理背景，範圍可大可小。地域文化中的“文化”，可以是單要素的，也可以是多要素的。
地域文化的形成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地域文化是不斷髮展、變化的，但在一定階段具有相對的穩定性。
例如：中國文化、阿拉伯文化、歐洲文化……
地域文化是指文化在一定的地域環境中與環境相融合打上了地域的烙印的一種獨特的文化，具有獨特性。
城市發展
城市是一個複雜的巨系統：城市發展戰略是關注城市中整體和長遠發展影響的問題，進行重大、全局、決定性意義的規劃。
地域文化與城市發展的關聯
1、中國三大地域文化——敦煌學
敦煌學是指以敦煌遺書、敦煌石窟藝術、敦煌學理論為主，兼及敦煌史地為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是研究、發掘、整理和保護中國敦煌地區文物、文獻的綜合性學科。
學科起源
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一説二十五年）農曆五月二十六日，王道士所僱的人在清除第16窟甬道的積沙時，偶然發現了藏經洞（今編號為第17窟）。但敦煌當地的富紳無人認識洞內這批佔物的價值，清政府也未能對其進行應有的保護。致使藏經洞中的大批敦煌遺書和文物先後被外國“探險隊”捆載而去，分散於世界各地。劫餘部分被清政府運至北京入藏京師圖書館。莫高窟的壁畫和塑像也遭到劫奪與破壞。
1914年至1915年，俄國奧登堡率考察隊到敦煌和莫高窟，不僅收集到大批敦煌寫本，還掠走了第263窟的多塊壁畫。1921年，在蘇俄國內戰爭中失敗的數百名白匪軍逃竄到莫高窟，他們在壁畫上任意塗抹、刻畫，並在洞窟內燒炕做飯，致使大批壁畫被火燎煙燻。1924年，美國華爾納曾到莫高窟盜剝了大面積的壁畫，並掠走彩塑。
1925年8月，日本學者石濱純太郎在大阪懷德堂講演時，使用過“敦煌學”一詞。1930年，着名國學大師陳寅恪先生在為陳垣先生編《敦煌劫餘錄》所作序中，概括了“敦煌學”的概念。在此前後，英文中也出現了Tunhuangology這個新詞。敦煌學漸趨成為一門國際性的顯學。
自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起，中國的歷史學、考古學和美術工作者到敦煌進行考察的人逐漸增多。經過他們的研究和宣傳，敦煌莫高窟在文化界的知名度逐漸提高。1944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成立，擔負起了保護洞窟臨摹、研究敦煌壁畫的職責。1951年，敦煌藝術研究所更名為敦煌義物研究所。1984年8月，在敦煌文物研究所的基礎上，擴大建立了敦煌研究院。1987年12月，敦煌莫高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名錄”。
敦煌壁畫研究對象
敦煌位於中國甘肅省西部，歷史上是中、西交通要道，為古代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中西文化彙集之地，印度佛教最早由此傳入中國內地。從366年始建莫高窟至1227年西夏滅亡，敦煌一直是佛教徒朝拜的聖地。歷代地方長官都在敦煌修建寺廟、珍藏文物。這些是研究中國中古歷史文化、中亞文化乃至世界文明的珍貴資料。敦煌地區保存、發現的豐富歷史文獻和文物，是敦煌學研究的基礎和對象。
敦煌學一詞由史學家陳寅恪在1930年提出。當時的含義主要指整理和研究敦煌發現的文獻資料（敦煌遺書）。經過演變發展，敦煌學的研究範圍和內容有所拓展。具體包括5個分支領域：
敦煌石窟考古 主要考訂各個石窟的建造年代、分期和內容，為石窟藝術和其他分支領域的研究奠定基礎。
敦煌藝術 對敦煌彩塑、壁畫、書法、音樂、舞蹈和建築藝術進行考察研究。
敦煌遺書 主要整理研究藏經洞所藏各類寫本和刻印本書籍。這是敦煌學研究的最大領域，包括天文、地理、政治、哲學、宗教、文學、藝術、語言、文字等許多方面。
敦煌石窟文物保護 包括敦煌小區域氣候觀測，流沙治理，窟內、外温、濕度控制，壁畫、塑像病害治理，壁畫色彩褪變化驗與研究等。
敦煌學理論 主要包括敦煌學的概念、範圍、特點、規律的研究，敦煌學在人類文化和學術史上的價值，研究敦煌學的現實意義，敦煌學發展史等等。
對於敦煌學研究對象的寬度與廣度，學術界有不同意見。國際上有廣義敦煌學與狹義敦煌學之説，但不論研究範圍的寬泛或狹窄，敦煌學是一門以地名學為基礎，內容廣泛，涉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多學科交叉的綜合學科，這個特點是沒有疑義的。
2、中國三大地域文化——藏學
藏學，是研究中國藏族歷史、宗教、文化、經濟、政治、社會等各個領域的綜合性學科。又稱藏學、西藏學。
學科起源
孕育期（17世紀—19世紀初）
17世紀20年代以後，有幾批歐洲教士從喜瑪拉雅山或中國內地進入青藏高原，並在阿里、前藏、後藏等地長期傳教。他們學習研究藏語，根據自己的體驗和調查，介紹藏族歷史、宗教、民俗等情況，是歐洲對藏族研究的開端。但研究不是系統的，主要的成果是在藏語文方面。
發展期（19世紀30年代～20世紀中期）
喬瑪於1823年來到達拉達克喇嘛寺內生活7年，精研藏文，終生致力於藏族歷史文化研究。他於1834年出版《藏英辭典》和《藏文文法》等着作，標誌藏學誕生。這一時期由於西方殖民擴張，喜瑪拉雅山南麓一些民族地區淪入西方國家控制，大量藏文文獻流入西方。20世紀初英國斯坦因和法國伯希和等從敦煌千佛洞掠走一大批藏文寫本。這些文獻資料客觀上刺激了藏學在世界範圍的發展 。 一大批專業學者加入藏學研究隊伍。研究內容由藏語文拓展到西藏社會、歷史、宗教、文化諸多領域。英、法、德、意、俄、匈等國都有一批藏學家，而以法國和意大利處於領先地位。20世紀日本和美國則後來居上。
繁榮期（20世紀中期以後）
20世紀中期，藏學研究進入新的時期。一方面經過百餘年的發展，藏學的資料整理基本完成，有了一大批精通藏語、訓練有素的藏學專家。另一方面1959年達賴集團叛離祖國，帶走了一批藏文典籍資料，並由此引出舉世矚目的“西藏問題”，客觀上刺激藏學的進一步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對西藏的研究也給予大力支持，國內藏學研究也呈蓬勃之勢。50年代以後，許多國家成立了專門的藏學機構或團體，如日本西藏學會、美國印第安納大學西藏學會、英國西藏研究所、錫金藏學研究所等。一些學術機構發行專門的藏學研究刊物，如《日本西藏學會會報》、《藏學集刊》、《西藏學會會報》、《西藏學會通訊》等。國際性的學術交流成為這一時期的突出特點，從1976年在匈牙利舉行首屆國際藏學學術討論會至1992年已經召開6次。與會專家越來越多，討論的問題越來越深入。藏學研究繁榮最集中的體現是一批高質量的研究成果。佐藤長的西藏古代史研究，托馬斯的古藏文研究，西門華德的藏漢語比較研究，巴考和石泰安的西藏曆史、文化研究，拉露的西藏文學研究，霍夫曼的西藏本教研究，圖齊的西藏宗教研究等是令國際藏學界矚目的成果。
布達拉宮中國對於藏族歷史的研究和記述可以遠溯到隋唐，當時的漢文史籍對藏族地區作了詳細記載。新、舊《唐書》的《吐蕃傳》仍是研究藏學的重要文獻。元代時西藏和整個藏族地區納入中央政權的直轄之下，元政府曾對西藏人口組織了大規模的調查，並敦聘藏族地區高僧到京城宣講佛法。清代前期的《衞藏通志》、《西藏志》和後期的《西藏圖考》、《四川通志》等史志，對藏族地區的歷史、社會、宗教、風俗、地理、掌故等進行了全面的初步研究。20世紀30～40年代，一批學者在艱苦的條件下深入藏區實地考察，有人甚至投入寺院習經，對藏學作了開拓性的研究。張怡蓀、李安宅、於式玉等都為國內藏學研究作出了貢獻。
50年代開始有組織地系統開展藏學研究。50年代初集中中國許多高校和研究機關的藏學專家赴西藏對藏族地區的社會歷史、語言文字、宗教哲學、音樂戲劇、建築雕塑等進行大規模的實地考察，獲得大量的第一手珍貴資料。20世紀80年代以後，國內藏學研究大步發展。中國設立了中央及地方各級藏學研究機構50多個（如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央民族大學藏學研究所、西藏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藏學研究所、西藏研究會等），創辦了《西藏研究》、《中國藏學》、《中國西藏》、《雪域文化》、《西藏佛教》、《西藏社會發展研究》、《西藏藝術研究》等30餘種藏學學術期刊。專門組成了中國藏學出版社和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出版了藏文古籍200餘種和一批藏學研究學術成果 。每年召開數次規模不等的藏學討論會。隨着國際學術交流的展開，已有10多個國家和地區130餘名學者和旅居國外的藏胞學者到中國參觀訪問，進行學術考察和洽談科研合作項目。中國藏學家也應邀出國訪問、講學和進行學術交流。
和外國藏學研究比較，中國藏學研究有其突出優勢和特點。實地考察、實物研究和口頭流傳資料的收集，藏、蒙、漢多民族學者的攜手合作研究等是國內藏學研究的有利條件。因而，國內藏學不限於文獻資料的研究，也不限於對藏族作“史”的研究。對青藏高原考古、西藏的現實與發展、藏族風情習俗、藏醫科技等課題的研究處於領先地位。
3、中國三大地域文化——徽學
徽州學簡稱徽學，現代意義上的徽學誕生於20世紀80年代初。它是指以徽州社會、經濟、文化、思想、藝術、科技、工藝等為研究對象的、具有徽州特色的一種理念和學説的總和。徽學作為“學”，它是一種能正確地、合理地呈現客觀社會歷史文化和現實文化的系統知識的學問、學理和學説。
學術基礎
（一）大量的徽州典籍，它包括豐富的徽人着述，齊全的徽州府志縣誌，眾多的徽州譜諜。
（二）大量的徽州文書檔案，有的學者估計現存不少於40萬件。
（三）眾多的以非文字形式保留下來的文化遺存和館藏文物。
（四）以口述和演唱形式保留下來的徽州無形文化遺產。特別是那不少於40萬件的徽州文書檔案，作為繼甲骨文、漢晉簡牘、敦煌文書、明清內閣大庫檔案之後的中國文化史上的第五大發現。
發展歷史
徽學研究大約始於20世紀30年代，此後的研究經過大致經歷了四個階段：
（一）20世紀30年代到建國前為初步接觸有關史料、少數個人研究階段。
（二）從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為研究逐步展開階段。建國後，學術界對徽學研究又有發展，研究人員多了起來，研究成果也逐漸增多。但這一階段在1966－1976年間形成絕響。
（三）從結束至1993年為徽學學科形成階段。這一階段徽學逐步引起全國學術界的重視，並得到各級政府的支持，研究領域不斷拓展，史料不斷得到整理蒐集，研究由淺入深，並逐步形成為一門獨立的研究學科。1993年全國首屆徽學學術討論會的召開，標誌着徽學開始走向全國。
（四）1994年至今為徽學的蓬勃發展階段。這一時期先後召開了四次國際徽學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一批重要的學術成果，使徽學成為國內外學者共同襄舉的學術事業。
（五）徽州文化內涵
徽州文化的內涵十分豐富。徽州人在文化領域裏建樹、創造了許多流派，這些流派幾乎涉及當時文化的各個領域，並且都以自己的特色在全國產生極大影響。主要內容有：
1、新安理學。這是程朱理學的正宗流派，奠基人程顥、程頤及理學集大成者朱熹，祖藉均系徽州篁墩。它從南宋前期到清乾隆年間，在徽州維繫了600多年，對徽州社會經濟文化都有很大的影響，新安理學核心是倫理常綱，同時也倡導“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的重學思想，“天理為義，人慾為利”，“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理不計其功”的思想和“修內政”，“攘夷狄”的節義思想；
2、徽州樸學。也就是徽派考據學。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婺源縣的江永和屯溪的戴震。它作為乾嘉學派中的皖派，直接繼承了漢古經學，把經學研究從純考據的藩籬中解救了出來；
3、新安畫派：開先河的為元代的程政，明朝開始形成新安畫派風格。明末清初，江韜（漸江）、查士標、孫逸、汪元瑞“海陽四家”異風突起，有力地衝擊了王時敏、王鑑、王翠、王原祁“四王”畫派在中國畫壇的統治地位。他們主張師法自然，寄情筆墨，大膽創新，給明末清初畫壇帶來新的生氣。近代的黃賓虹，主張“先師古人，再師造化，而以自然為歸”，豐富和發展了新安畫派；
4、徽州篆刻。徽派篆刻始於明朝的何震。其後着名的有汪關和以程邃為首的“歙中四子”、以黃士陵為代表的“黟山派”。徽州篆刻講究用筆運刀，刀隨意動，章法整齊活潑，一改當時篆刻庸俗怪異、擅改篆字型義、趨向屈曲乖繆的風格；
5、徽派版畫。這是畫家、刻工、印刷通力合作的產物。肇端於墨模鏤刻，於明萬曆始興。徽派版畫以歙縣虯村黃姓為中心，有“徽刻之精在於黃，黃刻之精在於畫”之説。從明萬曆到清初的近百年中，黃姓有300多人從事刻書，其中三分之一從事版畫鐫刻。徽派版畫以白描手法造型，典雅靜穆，抒情氣息濃厚。明代胡正言（休寧人）印刷的《十竹齋書畫譜》、《十竹齋長箋譜》為徽派版畫的最高成就；
6、徽劇。這是徽州藝人在明清時期吸收弋陽腔和西秦腔等的基礎上，經過衍變形成的，到清代中期，徽劇風靡全國，已經形成了一個唱、念做、打併重的完美劇種。“四大徽班”由揚州進京，把徽劇推向頂峯。道光年間，徽劇與漢劇結合，產生了京劇。當時活躍在城鄉的徽劇社班有47個，大的社班有藝員180多人，可謂聲勢浩大，繁榮昌盛；
7、徽州刻書。它始於中唐，盛於明，萬曆年間達到鼎盛。至崇禎年間，徽州刻書躍居全國之首。徽州刻書有坊刻、官刻、家刻和書院刻。着名的坊刻有歙西鮑寧耕讀書堂，於天順年間所刻的《天原發微》5卷，現存北京圖書館；着名有家刻有歙縣汪啟淑的飛鴻堂，刊有自撰的各種圖書12種，近300卷。家庭出版社在古徽州各縣都有；
8、新安醫學。“肇自北宋，盛於明清，從宋代至清末，湧現着名醫家543人，撰、輯醫籍460多部，其中部分醫籍東傳朝鮮、日本”。（徽州地區簡志）着名的有宋代張杲撰寫的《醫説》10卷，這是我國現存最早載有大量醫史人物傳記和醫學史料的書籍，也是第一部較完整的新安醫學着作；祁門汪機撰《石山醫案》3卷，“學宗的丹溪之醫理，臨牀不拘一格，精於望診、切脈；”“歙縣江輯《名醫類案》12卷，蒐集上自扁鵲、倉公、華佗，下迄元明諸名醫驗效醫案，內容十分豐富，是我國第一部彙集歷代名醫醫案之專蓍。”（徽州地區簡志）；
9、徽派建築。它集徽州山川風景之靈氣，融風俗文化之精華，風格獨特，結構嚴謹，雕鏤精湛，不論是村鎮規劃構思，還是平面及空間處理、建築雕刻藝術的綜合運用都充分體現了鮮明的地方特色。尤以民居、祠堂和牌坊最為典型，被譽為“徽州古建三絕”，為中外建築界所重視和歎服。它在總體佈局上，依山就勢，構思精巧，自然得體；在平面佈局上規模靈活，變幻無窮；在空間結構和利用上，造型豐富，講究韻律美，以馬頭牆、小青瓦最有特色；在建築雕刻藝術的綜合運用上，融石雕、木雕、磚雕為一體，顯得富麗堂皇；
10、徽菜。南宋年間發端於歙縣，是全國八大菜系之一，菜系的形成是經濟、文化發達的結果。徽菜重（講究）油、重色、重火功，而且選料精良，製作考究，尤其注重原料的產地、季節、鮮度、部位、品種等，擅長炒、炸、燒、燉、溜、燜、，加上火腿佐味，冰糖提鮮，料酒除腥引香，使徽菜的風味更加鮮明。名菜有：火腿燉甲魚、紅燒果子狸、清蒸石雞、虎皮毛豆腐、鳳燉牡丹、紅燒劃炎、香菇盒等。一九四九年以前，烹調之鄉的績溪縣，到外地開飯店有222家，如上海的大中國、大中華、大富貴，武漢的大中華等皆是。
竹根山子此外，還有徽派雕刻、徽派盆景、徽州漆器、徽州竹編、文房四寶（徽墨、歙硯、澄心堂紙、汪伯立筆）、徽州民俗、徽州方言等，這些都是徽派文化的重要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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