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戰期間，安妮家庭由於有人告密，被德國警察逮捕。隨後便被送到荷蘭的威斯第包克集中營，一個月後，八人又被轉送到奧斯威辛集中營。之後，安妮姐妹又被轉送到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1945年3月姐妹都因傷寒死於營中。這一歷史懸案是怎麼回事呢？快隨小編來看看吧！
蓋世太保現身密室
荷蘭猶太女孩撰寫的《安妮日記》打動了整個世界。
末日在一個温暖、晴朗的週五上午降臨。此前，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在1944年8月4日這天，安妮·弗蘭克一家兩年多的隱居生活會被粗暴地終結。但就在10點半左右，幾名持槍男子突然出現在隱藏在文件櫃後面的密室。
這天早上，有人給蓋世太保在當地的辦事機構打了電話，説有猶太人躲在密室裏。接電話的是黨衞軍突擊隊中隊長尤利烏斯·德特曼。他立即下令黨衞軍下士卡爾·西爾伯保爾帶人去搜捕。
黨衞軍衝入弗蘭克一家藏身的倉庫，在底層碰見了倉庫工人威廉·範馬倫。他默默地用手指了指樓上。在二樓，西爾伯保爾和手下走進了註冊地址在這裏的公司的辦公室。受僱於這家公司的米普·吉斯一直在幫助弗蘭克一家。她回憶説：“門突然開了。一個小個子男人闖進來，拿槍對着我説：‘坐着別動。’”
坐在隔壁房間的同事維克托·庫格勒聽到動靜，想去看看發生了什麼。他“看到4名警察，其中一人穿着蓋世太保制服”。一名警察拿槍指着他，命令他帶路去密室。庫格勒知道沒法再保護弗蘭克一家了，於是帶領警察走到了可旋轉的文件櫃前。警察持槍走入密室。
弗蘭克一家被要求交出所有值錢的物品。隨後，他們與庫格勒和另一名幫助過他們的員工約翰內斯·克萊因曼被帶走了。米普·吉斯則獲准留下。
告密者是個“小女孩”？
究竟是誰向蓋世太保告了密？數十年來，人們對此有過多種猜測。現在，荷蘭記者杰倫·德布勒因和約普·範韋克宣稱，告密的是與弗蘭克一家有交往的一名荷蘭叛國者。他們在幫助過安妮·弗蘭克的伊麗莎白·福斯克伊爾的傳記中寫道，應該是伊麗莎白的妹妹內莉·福斯克伊爾給蓋世太保打了電話。
傳記作者之一約普·範韋克是伊麗莎白·福斯克伊爾最小的兒子。他在書中描述了自己家庭的傷痛。他母親在1983年去世，生前從未流露過對自己妹妹的懷疑。妹妹內莉則於2001年去世，也沒有就此説過什麼。德布勒因和範韋克援引了福斯克伊爾家另一個姐妹迪尼和伊麗莎白的未婚夫的話來佐證他們的懷疑。
但這不過是細緻的推測，根本談不上是證據。況且之前還有人猜測告密者是其他人。因此，安妮·弗蘭克1945年2月死於貝爾根—貝爾森集中營的間接責任人是誰的問題不大可能澄清了。
約翰內斯·克萊因曼在戰後不願自己遭到懷疑，於是努力促使荷蘭政府對告密者展開調查。1948年，當事人首次接受審問。除克萊因曼、庫格勒和米普外，兩名倉庫工人也接受了調查。威廉·範馬倫承認，在1944年8月4日曾用手指過樓上，但否認曾打電話給蓋世太保。
他的同事拉默特·哈爾託赫説，範馬倫在搜捕行動的14天前曾告訴自己，樓上藏着猶太人。哈爾託赫的妻子萊娜對此也知情。然而，調查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因為沒有證據表明範馬倫説謊。他一生都否認曾打電話告密——儘管他被證實曾在倉庫中盜竊。
多種猜測無法證實
儘管奧地利作家、“納獵手”西蒙·維森塔爾1963年在維也納找到了卡爾·西爾伯保爾。但這也沒有解開懸案。因為這名前黨衞軍下士並未親自與告密者談話，只是受命於上司德特曼去搜捕猶太人。而德特曼在戰後被關押期間身亡。
因此，人們無從知曉，究竟是不是像西爾伯保爾聽説的那樣，告密者是個“小女孩”。這是兩位荷蘭記者在新書中提出的要點，但沒法加以證實。
對另一名嫌疑人的懷疑也沒有確鑿依據。曾為安妮·弗蘭克撰寫傳記的梅利莎·米勒在1998年暗示，萊娜·哈爾託赫有可能是告密者。米勒稱，萊娜在1948年接受審問時隱瞞了自己曾在倉庫當清潔工一事。但這並不足以證明她是告密者。
同樣，安妮·弗蘭克另一本傳記的作者科雷爾·安·萊對託尼·阿勒斯的懷疑也沒有充分依據。託尼·阿勒斯是弗蘭克家的一個可疑的熟人。萊推則，阿勒斯可能敲詐過安妮的父親奧托·弗蘭克，並且後來還是告了密。
2003年，久負盛名的荷蘭戰爭文獻研究所發佈了歷史學家戴維·巴爾諾和格羅爾德·範德施託姆撰寫的調查報告。該報告徹底分析了範馬倫、萊娜·哈爾託赫和託尼·阿勒斯的所有疑點。結論是：沒有任何疑點足以確認告密者身份。當然，內莉·福斯克伊爾並不在那篇報告調查的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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