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誰給朱元璋家看的風水
據《明史·太祖紀》和《天府廣記》記載：朱元璋幼名重人，又名興宗，字國瑞，濠州鍾離（今安徽鳳陽）人，出身寒門。17歲那年，因天旱蝗災，父母兄弟相繼去世。鄰居劉繼祖看他可憐，曾給墳地一塊，遂得以克葬親人。從此，“孤無所依，乃人皇覺寺為僧”。後來，風雲際會，逐鹿中原，定鼎金陵，位登大寶，於是便追尊四代，建仁祖淳皇帝陵於鳳陽，並命皇太子到泗州（今江蘇泗洪縣）祭告祖考妣。由於年代久遠，祖先當年葬地的確切位置已難以確認。因此，皇太子一行就只好站在泗州城上望河憑弔。可是，洪武十七年（公元1384年）農曆十月十二日，族人朱貴聲稱他已找到朱元璋祖父當年的居處和葬處，並隨之公佈了一個風水故事：
朱元璋的祖父生於宋末元初，為江蘇句容縣通德鄉朱家村人。後天下大亂，遂攜家渡淮，到泗州定居。每遇紅白大事，當地百姓常推他做司儀。有一天，他在屋後楊家墩下的一個土坑裡正躺著歇息，忽然來了一老一少兩個道士，那老的指著熙祖所臥之地說：“若葬此地，必出天子。”小道士問道：“何以見得?”老道說：“不信可以插個幹樹枝試試，肯定生葉。”接著，急呼熙祖起來。熙祖聽到他們的對話後佯裝睡熟。於是，兩個道人插完樹枝便揚長而去。十日後，熙祖趕早去驗，果然枯枝發芽生葉。於是巧施調包計，拔去生枝，另換枯枝。過了一會兒，兩個道土趕來。那老道見枯枝未發，而熙祖在旁，因此心生疑竇，指著熙祖說：“肯定被此人換去。”轉身又對熙祖道：“若想發福，死後葬此，家門當出天子。”說完悻悻而去。元泰定四年（公元1327年），熙祖去世，遂葬該地，不等封土，即自成墳。這一年末，朱家又遷到鍾離之東的盱眙縣木場裡。一天，朱元璋的母親遇一異人，修須奇貌，頭戴黃冠，身著朱衣，給了她一丸白藥。這藥神光閃閃，一吞下，即身懷六甲。第二年，即元天曆元年（公元1328年）九月生下一子，這就是朱元璋。此時離其祖父葬期只有一年……
因為朱貴認墳有勞，朱元璋除了恩賜給他田宅鈔錠金帶衣服等物外，還特別授予他一個祖陵奉祀四品官，並許其子孫世襲管理署事。
明皇陵未解謎團：朱元璋陵寢如北斗
十三陵風水為何難保大明昌盛
風水，在我國是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話題。在古代，特別是漢唐以後，上自帝王宮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廟和民宅，在選址和營建過程中大多都深受風水理論的影響。
最初，風水只是古人尋找墓地時使用。它的理論大概是:葬地內有生氣，生氣可以帶來福音。而生氣在地裡是流動的，遇風吹就會失散，遇水流攔擋就會停止不動。所以，古人尋找墓地，都是選擇生氣凝聚的地方，即風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擋它流動的地方。後來，人們將風水概念擴大到城市、民居等領域。為了加以區別，人們將風水劃分為陰宅風水和陽宅風水兩大類。
明代帝陵的卜選，就是在陰宅風水術的指導下進行的。卜選的方針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變化；龍(陵後的山脈)、穴(陵墓中安放棺槨的地方)、砂(陵寢風水格局中龍以外的其他山脈)、水(河流)之間的相配關係，等等。
十三陵陵址的卜選最初始於明永樂年間，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風水師廖均卿在昌平境內尋找墓地。後來他在這一地區找到“吉壤”，叫黃土山，山前有龍虎二山，形成風水寶地。經朱棣親自踏勘確認後並封為“天壽山”，並於1409年開始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長陵。
十三陵所處的地形是北、東、西三面環山，南面敞開，山間泉溪匯於陵前河道後，向東南奔瀉而去。陵前6千米處神道兩側有兩座小山，東為“龍山”，西為“虎山”，符合東青龍、西白虎的四靈方位格局。用風水理論來衡量，天壽山山勢延綿，“龍脈”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後主峰聳峙，左右“護砂(山)”環抱，向南遠處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開闊。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寬廣，山上草木豐茂，地脈富有“生氣”，無疑是一處天造地設的帝陵吉壤。在中國傳統風水學說的指導下，十三陵從選址到規劃設計，都十分注重陵寢建築與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諧統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設”的完美境界，用以體現“天人合一”的哲學觀點。
十三陵的選址考慮了天干的因素(即天時，天時考慮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質很差，以虎山為最差。也許它原來的土質是好的，到現在已經發生變化)。這個十三陵是一個聚人氣、才氣的風水寶地，就像故宮一樣，雖然朝代變換，民族卻愈加強大。
當然，十三陵雖然是風水寶地，但是，也保不住大明王朝的千秋萬代，在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幾乎具有某種神祕的必然性。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枕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所以將明朝的滅亡完全歸罪於十三陵的風水也是不恰當的。
明孝陵佈局狀如北斗之謎
明孝陵坐落於江蘇省南京市東部鐘山南麓獨龍阜玩珠峰下，它是明朝(1368～1644年)開國皇帝朱元璋及皇后馬氏的陵寢。明孝陵建於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翌年馬皇后去世，葬入此陵。因馬皇后諡“孝慈”，故陵名稱“孝陵”。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朱元璋病逝，啟用地宮與馬皇后合葬。明孝陵是我國現存古代最大的皇家陵寢之一，至今已有600多年曆史。
歷經滄桑的明孝陵，許多建築物的木結構部分已不存在，但它的所有建築遺存都完好地保留在原地，空間佈局上完整如初，文化遺存所在的自然景觀未受損壞，陵區內的主體建築和石刻，方城、明樓、寶城、寶頂，包括下馬坊、大金門、神功聖德碑、神道、石像路石刻等，都是明代建築遺存，明孝陵在中國帝陵發展過程中所擁有的獨特的設計理念、制度格局、營造規模和藝術成就很深刻地影響了以後帝陵的修建，如今分佈於北京、湖北、河北等省、市的明清皇家陵寢都是以明孝陵的規制和模式而建造的，從這種意義上說，明孝陵不愧是一項天才的藝術傑作，是中國文化發展到高度成熟時期的一項綜合性成果，它開創了明清帝陵的一代新制，在中國帝陵發展史中具有里程碑的價值和地位。
明孝陵從洪武十四年(1381年)正式動工，至永樂三年(1405年)建成，歷時25年。先後呼叫軍工10萬，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規模巨大。當時從朝陽門(今中山門)至孝陵衛再到陵墓西、北所築的皇牆有45 裡，護陵駐軍有5千多人。那時候陵園內亭閣相接；享殿中煙霧繚繞，松濤林海，養長生鹿千頭。鹿鳴其間，氣勢非凡。因屢遭兵火，現僅存神烈山碑、下馬牌坊、大金門、四方城及神功對德碑，神道石獸獅、獬豸、駱駝、麒麟、馬和象六種24只，神道石柱二，文臣武將各四。
明孝陵處於山清水秀的環境之中，周圍山勢跌宕起伏，山環水繞，人文與自然景觀渾然天成。陵園規模巨集大，格局嚴謹。孝陵建築自下馬坊至寶城，縱深2.62公里，陵寢主體建築當年建有紅牆圍繞，周長2.25公里。若從空中俯視，可以看到明孝陵竟然呈北斗狀佈局！有人說，這是朱元璋別出心裁，故意要打破常規，以表示自己不按常規、傳統辦事的帝王氣概。也有人說，這是為了讓神道加深延長，便於布放石人、石獸。還有人說，是朱元璋在建造孝陵時，有人建議挖平孝陵對面的孫陵崗(今梅花山)，使墓道取直。朱元璋認為孫權是條好漢，認為讓東吳孫權大帝為自己守陵更顯氣概。
近來，有人從風水學的角度來解釋朱元璋的做法。朱元璋早在作為農民軍起義將領時，寫過一首氣貫長虹的詩篇:“天為帳幕地為毯，日月星辰伴我眠，夜間不敢伸長腿，恐把山河一腳穿。”這體現了朱元璋的雄心，作為一個開國皇帝，朱元璋既然費盡心機擇址建陵，在陵墓的設計上一定會更加用心。古代帝王陵墓中有采用天宮、天象、星宿圖的情況，意在“天人合一”、“魂歸北斗”的效果，而朱元璋尤其對天象崇仰，因而在生前就把自己的陵墓設計成北斗七星的形狀，“勺頭”為繞梅花山而環行的導引神道部分，“勺柄”為正北方向直線排列的陵寢建築部分，“勺頭”、“勺柄”上的“七星”依次為四方城、神道望柱、櫺星門、金水橋、文武坊門、享殿、寶城。從平面圖上看，孝陵的“七星”排列走向與南北朝、遼代、唐代所繪製的“北斗七星” 圖是相同的。
明孝陵的後山還埋葬著一批明朝的開國功臣，有著名的中山王徐達、開平王常遇春墓等。據傳，朱元璋營建明孝陵時，曾說過他一人獨居鐘山之陽，功臣陪葬山陰。因此，在紫金山之陰就有了11座功臣墓。這又恰似群星朝“北斗”。風水學認為，朱元璋留存孫權墓並非像簡單傳說那樣僅因孫權是好漢，而是因為孫權墓所在的梅花山孫陵崗還在古地貌學上是一個“近案”，通俗地說，就像一張茶几。這樣一來，明孝陵背倚鐘山，從整體上就又形成背有靠，前有案，東有青龍，西有白虎，北有玄武(龜蛇合體)，南有朱雀的吉祥格局。也許，朱元璋這才稱心如意。
2003年7月，在第27屆世界遺產大會上，明孝陵作為“明清皇家陵寢”擴充套件專案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成為世界遺產成員。世界遺產委員會是這樣評價明孝陵的:明清皇家陵寢依照風水理論，精心選址，將數量眾多的建築物巧妙地安置於地下。它是人類改造自然的產物，體現了傳統的建築和裝飾思想，闡釋了封建中國持續五百餘年的世界觀與權力觀。
朱棣長陵的風水地貌
明長陵是明朝第三位皇帝明成祖朱棣和皇后徐氏的合葬陵寢，坐落在北京西北郊昌平區境內的燕山山麓天壽山的明十三陵建築群中。明十三陵總面積120餘平方千米。距離北京約50千米。十三陵地處東、西、北三面環山的小盆地之中，陵區周圍群山環抱，中部為平原，陵前有小河曲折蜿蜒，山明水秀，景色宜人。十三座皇陵均依山而築，分別建在東、西、北三面的山麓上，形成了體系完整、規模巨集大、氣勢磅礴的陵寢建築群。明十三陵前6公里處神道兩側有兩座小山，東為“龍山”，西為“虎山”，符合東青龍、西白虎的四靈方位格局，用風水理論來衡量，天壽山山勢延綿，“龍脈”旺盛，陵墓面南而立，背後主峰聳峙，左右“護砂(山)”環抱，向南遠處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開闊。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寬廣，山上草木豐茂，地脈富有“生氣”，無疑是一處天造地設的帝陵吉壤。人們由大紅門一路向內，可以領略到各陵建築和雄偉山勢和諧統一結合在一起所產生的效果。
明長陵為十三陵之首，於永樂皇帝建北京皇宮的第三年(1409年)開始修建的“壽宮”。明長陵的修建工程浩繁，營建時日曠久，僅地下宮殿就歷時四年。
長陵陵園平面佈局為“前方後圓”形制。“前方”是三進深院落:第一進深院落大門為陵門，單簷歇山頂宮門式建築，門內明朝時東建有神廚，西建有神庫，神廚前有碑亭一座，神廚、神庫均毀於清朝中期，碑亭尚存；第二進深院落大門為祾恩門，據《太常續考》等文獻記載，天壽山諸陵陵殿名為“祾恩殿”，殿門名之為“祾恩門”，始於嘉靖十七年(1538年)，是世宗朱厚熜親易佳名。其中，“祾”字取“祭而受福”之意，“恩”字取“罔極之恩”意，門內即祾恩殿，面闊九間進深五間，重簷廡殿頂。祾恩殿是供奉帝后神位和舉行祭祀活動的場所。長陵祾恩殿是明代帝王陵中唯一儲存完整的帝王祭祀殿堂，殿內有60根金絲楠木柱，當中4根直徑在1米以上，是我國儲存最好的楠木大殿，十分珍貴；第三進深院落大門為櫺星門，門內有兩柱牌樓門和石几筵。“後圓”即指永樂帝的陵墓，它由寶城、寶山、方城、明樓組成。寶城狀如圓形城堡，寶城圍起來的土山為寶山，寶山下為玄宮。寶城正前方建方城，方城之上為重簷歇山頂明樓。明樓是每座陵墓的標誌，也是每座陵墓中軸線上的最高建築。原碑刻著朱棣原來的廟號“太宗”，後來世宗嘉靖七年(1528年)改太宗為成祖，但沒能換石碑，只是用木雕鑲在成祖的石碑上。明樓內立“聖號碑”碑首為“大明”，下刻“成祖文皇帝之陵”7個字。長陵陵園還轄有東、西井。東井在德陵饅頭山的南面，西井在定陵西北。“井”內葬有被賜死的殉葬宮妃。
明成祖朱棣篤信風水相術，在其下決心“靖難”之前，謀士姚廣孝(道衍)勸朱棣造反，朱棣猶豫不決。姚廣孝向朱棣引見元末明初大風水相士袁珙:“道衍(姚廣孝)遂密勸成祖舉兵。成祖曰:‘民心向彼，奈何？’道衍曰:‘臣知天道，何論民心。’乃進袁珙及卜者金忠。於是成祖意益決，陰選將校，勾軍卒，收材勇異能之士。”明成祖朱棣把建文帝趕下臺後，他的一幫謀僚上疏勸他定都北京:“伏惟北京，聖上龍興之地，北枕居庸，西峙太行，東連山海，俯視中原，沃野千里，山川形勢，足以控制四夷天下，乃為成地萬世之都”。朱棣聽信了謀士之話，於是就遷都北京了。
關於長陵的選址，也與朱棣對風水學的篤信有關。1408年，朱棣的皇后徐氏去世，他便派人到北京尋找陵地。據說，最先選在口外的屠家營，但因皇帝姓朱，“朱”與“豬”同音，豬家要進入屠家，一定會被宰殺，這叫“犯地諱”，不能用。接著，又選在昌平縣西南的羊山腳下，但後面有個“狼兒峪”，豬旁有“狼”，更是危險，也不能用。後來，又選上京西的“燕家臺”，但“燕家”和“晏駕”是諧音(皇帝死了叫“晏駕”)，不吉利，也不行。也有人選在京西的潭柘寺，那地方景色雖好，但山間深處，地方狹窄，沒有子孫發展的餘地。經過一二品高階官員帶著風水先生足足跑了兩年，終於找到了一個滿意的地方──昌平縣北10公里的天壽山(原名黃土山)。
定陵:最不吉利的吉地
位於北京的明“十三陵”中，有三座陵墓規制比較大:一是明成祖朱棣的長陵；二是世宗皇帝朱厚熜的永陵；三是神宗皇帝朱翊鈞的定陵。定陵位於昭陵東北大峪山下，建築規模取法其祖父明世宗的永陵，規模稍次，其中埋葬著明代第十三代帝王萬曆帝朱翊鈞和孝瑞、孝敬兩位皇后。萬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二十一日，神宗朱翊鈞病逝，十月葬於定陵。三百多年以後，他的墳墓定陵被髮掘。1958年，在考古學大師夏鼐的指揮下，神宗的梓宮(棺槨)被開啟。在厚厚的龍袍下面，掩藏著神宗的屍骨。屍骨復原後的結論是:“萬曆帝生前體形上部為駝背。從骨骼測量，頭頂至左腳長1.64米。”1966年8月24日下午，“地主階級的總頭目”神宗的屍骨被砸爛、焚燒。這位曾經統治中國48年的駝背皇帝，終於化作一縷青煙遠去。定陵三百餘年後遭掘，還有一說，就是風水不好，當年擇地建陵之初，就發現了不吉之兆，預示以後要出大禍。
明神宗朱翊鈞10歲登基繼承大位，在位之初，任用張居正等大臣輔政，採用了張居正的改革辦法，使經濟有所發展。然而張居正死後，萬曆竟然三十年不理朝政，並且廣搜民脂民膏，派宦官到處搜掠珠寶，以勘礦、開礦為名廣搜民財，導致民憤紛起，怨聲載道。史書上說:“明之亡，亡於神宗”。
明神宗也是一位極其相信風水的天子，萬曆十一年(1583年)正月，只有21歲的朱翊鈞借去天壽山春祭之機，動起了擇選萬年吉壤的念頭。
當時欽天監通過四處遍閱實地比較之後，認為形龍山、小峪山、石門溝山三處“最吉”，但後來有大臣指出:石門溝山坐離朝坎，方向不宜、堂局稍隘。但“形龍山吉地一處，主山高聳，層巒疊嶂，金星肥員，木星落脈，取坐乙山辛向，兼卯酉二分，形如出水蓮花，案似龍樓鳳閣，內外明堂開亮，左右輔弼森嚴，且龍虎重重包裹，水口曲曲關闌，諸山皆拱，眾水來朝，誠為至尊至貴之地。又見小峪山吉地一處，主勢尊嚴，重重起伏，水星行龍，金星結穴，左右四鋪，拱顧周旋，雲秀朝宗，明堂端正，砂水有情，取坐辛山乙向，兼戊辰一分。以上二處盡善盡美，毫無可議。”朱翊鈞在當年九月九日借秋祭之名，親自去看了形龍山和小峪山兩地，現場初定小峪山，請示兩宮皇太后之後才能正式敲定。第二年九月(1584年)，奉兩宮皇太后之命，朱翊鈞再借秋祭之機，正式定下了小峪山，即現在的定陵陵址，並易小峪山為現名大峪山。
雖然大峪山被明神宗認為是“萬年吉壤”，但在動工過程中卻出現了不祥的預兆。定陵自1584年10月6日開工，每天直接進入現場施工的軍民伕役和瓦木石匠達兩三萬人。經過一年的緊張施工，陵園工程已有相當進展。但此時，風水師定下的將來置放棺槨的地方卻出現了意外，挖出一塊大石頭，寶床下無土，這嚴重犯了風水大忌。有大臣提出重新擇定陵寢的地址，但讓人意外的是，當時一心事佛、十分迷信的朱翊鈞一反常態，稱祖宗山陵既然位於天壽山，後代子孫皆當歸葬於此山。並下詔，勸大臣不要再爭論了，壽宮吉地就是大峪山。雖說如此，朱翊鈞曾帶人悄悄看過幾處地方，仍不是很理想，於是徹底死了易地建壽宮的念頭。但在六年的建陵過程中，官場和民間關於定陵風水不吉利的議論一直沒有停息過。
史載，萬曆二十三年，定陵已建成五年了，當年開國功臣、風水大師劉伯溫的十一世孫劉世廷，仍上疏奏稱:“大峪山壽宮龍穴非真”。要知道朱元璋建在南京的孝陵就是劉伯溫給選的址，劉世廷的風水理論應該是祖傳之術。定陵在以後的歲月中的確是屢經磨難，由於朱翊鈞搜刮了大量民脂民膏，定陵多次遭到盜墓賊的“光顧”，不僅如此，定陵還在歷史上屢遭火焚。明崇禎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農民正義軍攻入昌平，地上木構建築大部分被焚燬。同年清兵入關，陵園再遭破壞。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修葺時，祾恩門、祾恩殿被縮小規制重建，但民國年間再次被焚。陵園建築中只有寶城、明樓、重門和陵垣始終未遭嚴重破壞。
從當初選址，到三百多年後被掘，報應也罷，巧合也好，定陵身上確有太多的謎團，不由你不感慨！
明武宗泰陵金井竟然挖出了泉水
明朝的泰陵位於長陵西北3.5公里的筆架山，是明孝宗朱祐樘與皇后張氏的合葬墓。這裡又稱“施家臺”，是明朝第九位皇帝孝宗朱祐樘及皇后張氏的合葬陵寢。孝宗是明代中葉唯一的較為勵精圖治的皇帝。他即位後，勤於理政，選用賢臣，在生活上也能注意節儉，不近聲色，體恤群臣和百姓。由於孝宗一朝削弱了太監亂政的現象，採取了一些發展經濟、挽救危機的治國措施，緩和了社會矛盾，出現了一個較為穩定的時期，史稱其時為“弘治中興”。弘治十八年(1505年)五月七日逝於乾清宮，享年36歲，諡號“達天明道純誠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敬皇帝”。
明孝宗去世之後，明武宗開始籌劃明孝宗的泰陵陵事，當時的禮部左侍郎李傑、欽天監監副倪謙和司禮監太監戴義在考察了各處後，嚮明武宗推薦了施家臺。工科右給事中許天錫也向武宗提議，派廷臣中精通風水術的人，前去複視一次。他嚮明武宗上奏說:“如有疑，亟移文江西等處。廣求術士，博訪名山，務得主勢之強，風氣之聚，水土之深、穴法之正、力量之全，如宋儒朱熹所云者，庶可安奉神靈，為國家祈天永命之助。”在大臣們的提議下，明武宗派人前往施家臺考察，最後確定在那裡營建孝宗陵寢。
泰陵於弘治十八年六月五日正式興工。當時動用了各種工匠及官軍上萬人，四個月後，玄宮落成，孝宗正式葬入陵內。又過了六個月，陵園的地面建築也全部告成。整個陵寢建築包括:“金井寶山城、明樓、琉璃照壁各一所，聖號石碑一通，羅城周圍為丈一百四十有二，一字門三座，香殿一座為室五，左右廂、紙爐各兩座，宮門一座為室三，神廚、奉祀房、火房各一所，橋五座，神宮監、神馬房、果園各一所”。
雖然動用了大量的人力，也經過仔細的籌劃，但泰陵在修建過程中還是遇到了各種意料不到的情況，據祝允明《九朝野記》和孫緒《無用閒談》記載，泰陵營建中在開挖玄宮金井時，曾有泉水湧出:“水孔如巨杯，仰噴不止”。吏部主事楊子器親眼看到，如實上奏朝廷。在古代的風水觀念中，金井出水，被視為不祥。這樣一來，泰陵非改址不可。當時的督工太監李興，非常受武宗寵信，見有人對他主管的修陵事提出了意見，十分氣惱。於是偷偷命人堵住泉眼，上疏說楊子器“誹謗狂妄”，武宗不問青紅皁白，下令將楊子器關進了錦衣衛大獄。
但有大臣上疏說:“子器此奏甚有益，蓋泰陵有水，通國皆雲。使此時不言，萬一梓宮葬後有言者，欲開則洩氣，不開則抱恨終天。今視水有無，此疑可釋。”武宗覺得有理，於是命司禮監太監蕭敬押解楊子器前往泰陵，一同察看驗證。此時李興早已堵住泉眼，回宮後，蕭敬稟報了泰陵金井無水的情況。太皇太后王氏(憲宗皇后)在宮內聽說這件事，傳旨說:“無水則已，何必罪人！”楊子器才官復原職，避免了一場殺身大禍。
我們從風水學的角度看，無論泰陵金井有沒有出水，其所處位置的確存在不少不合於“吉壤”條件的地方。如樑份在《帝陵圖說》中就曾這樣評論泰陵的風水:“山巔巨石，土山戴之。而靈域之脈實生其下，蓋天壽山外之山。淆然雜亂，地氣不正，穴結無情，非可為弓劍之所也。況乎黑嶺南障，一無所見於前。賢莊、灰嶺之水出其左，錐石之水出發其右，二水雖合，環繞南流，流而散也。……則皇堂之地不可言，概可知矣！”談遷在《國榷》中也說:“泰陵臨溪水，直流若干裡，制又卑隘，識者知其地之不吉矣。”
歷經幾百年的風雨侵蝕和歷史上的人為破壞，泰陵的損壞程度已十分嚴重，泰陵在清康熙時有的建築即已殘壞。《帝陵圖說》記泰陵祾恩門情況:“今左右兩門壞，壘石以塞門”。此後，清乾隆五十至五十二年(1785～1787年)陵園建築曾經修葺，自乾隆年間以來，三百餘年泰陵基本處於自然狀態。風侵雪蝕和人為破壞使該陵寢破敗不堪。陵寢標誌性建築明樓城牆已凹凸不平，樓頂瓦片殘缺不全；祾恩殿遺址石條風化嚴重。2006年，北京市決定重修泰陵，也許泰陵在不遠的未來會回到當初的輝煌。
朱元璋為什麼把祖宗葬在水裡
選自《絕版王陵：探祕帝王的地宮
蒼天並不在乎帝王祖宗的高貴，浩大的洪水依舊滾滾而來，讓這方樵夫牧童望而生畏的神聖的土地頃刻間淪為澤國，那些無比忠誠的文臣武將也在這場洪水中相繼倒下，在淤泥中酣睡，漸至湮沒無聞。明祖陵就成了一個遙遠的傳說，洪澤湖中有個“大墓頭”，這就是那一帶人民偶爾提起的故事……
水底古墓之謎
桑田變滄海，滄海又變桑田，明祖陵從一發現開始，周遭就充滿了傳奇色彩。 1963年，洪澤湖遇到了特大幹旱，水位下降到了歷史最低點，一批大型石像露出水面，這些石像東倒西歪，躺在了淤泥之中，他們被雕塑成麒麟、雄獅、帶鞍子的馬和牽馬侍從、還有文臣、武將、太監等形象，根據專家的研究，被確認為明祖陵，此時，距明祖陵成為水下皇陵已整整近300年。
明祖陵外景
明祖陵位於江蘇省盱眙縣洪澤湖的西岸，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高祖、曾祖、祖父的衣冠冢及其祖父的實際葬地。說實話，明祖陵所在的位置並不理想，它並不處於高山大阜之側，而是在有“九崗十八窪”之稱的丘崗之地。當時的堪輿大師劉基等，就知道明祖陵所在地並不是完美的萬年吉壤。根據古代堪輿術的定義，一塊風水寶地的地勢地形地貌，要穴前有明堂，要看三奇四應。三奇即山、水、案；前、後、左、右、為四應；左右有護砂，所謂“砂”即山丘土石之物；要有羅城，羅城由山或水組成，相繞四周；遠有朝山，近有案山。以山為羅城，形成左青龍、右白虎、前朱雀、後玄武四種態勢為佳；如果周圍無山，一馬平川，則借水勢成龍（水龍），以澤國環抱為上。明祖陵四周除了一片水國，並無多少妙貴可言。
既然此處風水不好，朱元璋為何不另尋吉壤安葬祖宗呢? 其實朱元璋何嘗不想呢，但是這是他祖父的實際葬地所在，如果要移墓，勢必會洩了王氣，影響大明江山社稷。所以只能在此修建了祖陵。為了解決風水欠佳的問題，在當年築陵時進行了大規模的地理改造，填埋窪地，補修不足，挖地成河，堆土為山，人工整出了砂、水、近案、明堂等風水要素必具的景觀，這才形成了一塊標準的風水寶地。
都成了風水寶地了，何以明祖陵會被沒在湖底長達300餘年? 是先天風水不足，沒能保佑明祖陵免去天地的沉淪? 是偶然的自然災難，還是人為的必然導致了這滔滔洪水? 有人認為，明祖陵的被淹，天災其實只有三分，還有七分就是人禍。這究竟是怎麼回事呢?
話說明弘治七年（公元 1494年），劉大夏築太行堤阻斷黃河北支，使南支奪淮入海後，河道開始紊亂，淮河中、下游連年洪水氾濫，祖陵不斷遭受水患。明萬曆年間總理河道的工部尚書潘季馴提出了“蓄淮刷黃”，的治水方略。他主張築堤納水歸於一道，反對疏浚支流另開新河，而應當“築堤束水，以水攻沙”、“借水攻沙，以水治水”。他認為“水分則勢緩，勢緩則沙停，沙停則河飽，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見其高。水合則勢猛，勢猛則沙刷，沙刷則河深，尋丈之水皆由河底，止見其卑。築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於兩旁，則必直刷乎河底。一定之理，必然之勢。此合之所以愈以分也”。多好的理論，省錢省力，省人省心，大有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味道，因而廷爭面折中很能打動人心，並且最終取得了明神宗的支援。
可惜人算不如天算，任你怎麼集淮水之力也不敵黃水，洶湧澎湃的黃河僅憑一點淮水之力就被擋回去，那還能叫什麼奔流到海不復回？很快的清河口泥沙高淤，靠近這裡的淮河河床也被黃水倒灌而增高了，這又使淮水的衝擊力減弱，遇阻即回，沙隨波停，淮水所帶泥沙又在清河口停淤。淮水無力刷黃，又無法從清河口入海，而入湖故道又盡築高堰，淮水不得不上溢氾濫，“不得不久瀦旁溢，汪匯浩蕩，始猶淹漫兩岸，會合諸湖，繼而夏秋泛漲，一望無際，浩蕩龍沙，震驚陵寢，而泗洲之禍歲烈一歲矣。”。
潘季馴的治水方針在實踐中被“檢驗”得頭破血流，照理應當重新檢點，這時如果改弦更張，為時未晚。可惜這時候，治水方略已不再是為了治理水患了，而是成了庭爭的工具，成了維護自己的權力與權威的凜然不讓侵犯的武器，為此他不僅革除了反對意見的阻撓，而且甚至編造謊言，說祖陵“松柏之鬱茂，護沙之如故”。就是到了萬曆二十年仍然上疏堅持自己的主張，把分流之議列為病議，痛加指陳。而這時淮泗一帶水患瀕仍，早已成不爭的事實。
陵墓內的石像群，前兩對是麒麟，後四對是雄師，然後是華表，天馬，侍者等。
真不知朱元璋的祖宗到底是否有靈，在水中煎熬著為什麼眼睜睜地看著潘季馴這樣的大臣作出幾乎是不臣的胡作非為？祖宗埋到地下後無聲無息，不言不語，忍氣吞聲，這就註定了明祖陵要到水下沉淪300多年，也註定了後人像哀六國哀阿房宮一樣去浩嘆它的沉浮。
尋覓陵址的曲折過程
按常理說，朱元璋的祖先們既然被追尊為皇帝，皇后，其葬處就應該建陵，並應依制建造帝陵建築。但根據歷史記載，朱元璋在洪武初年只追加封號，沒有營建祖陵建築，這背後有什麼樣的歷史原因呢？原來朱元璋少時家貧，居住地一遷再遷，使他根本不知道其三代祖考的確切葬地。因此，他為尋找祖陵葬地頗費了一番周折。
根據史料記載，剛開始有人告訴朱元璋他家的祖陵在句容通德鄉朱家巷，朱元璋信以為真，即“命築萬歲山，有司修砌路，太祖躬臨拜祭”。不料，他才只磕了一個頭，萬歲山竟然中間分為深澗！他不禁惱怒異常——這豈是我家祖塋，怎能經不起我一拜？於是“重罰言者”，認為這不是自己的祖塋所在。後來，朱元璋經過回憶，想起二姐曾說過祖父的墳墓在泗州舊陵嘴一帶，但具體位置仍無從考察。到了洪武十七年（1384），一個偶然的機會，終於使朱元璋弄清了祖陵的真實位置所在。話說朱元璋的同宗朱貴，他祖父與朱元璋的祖父一起從朱家巷遷到了泗州城北的孫家崗，通過他回鄉查訪，朱元璋終於知道了自己的祖父母葬在泗州城北的楊家墩。這座古墓，因宋朝保議大夫楊浚墓而得名。
這是否真的就是朱元璋祖父母真實的葬地呢？還是因為政治需要而憑空建造的呢？在有明一代以至後來的幾百年中，有一個現象被人們有意或者無意地忽略了，或者沒有任何人敢於說將出來，那就是既然朱元璋那麼急切地找尋祖父的安葬地，找到了又花費那麼多時間與財力來大規模營建，甚至竟然讓不能隨便動用的國儲來當這個祖陵的總管與總監，為什麼在祖陵建成後竟然沒有來這裡一次進行祭祀並像在句容那樣磕頭呢？是怕一個頭磕下去又會分為深澗嗎？朱元璋是不是對這個祖塋也產生什麼懷疑？朱貴獻的圖是真的嗎？朱貴說楊家墩就是祖陵所在地是得到多個族人證明的，那麼這些族人呢？他是不是也是來邀寵或混個世襲之職的？唯一的與人不同之處，大概就是這個朱貴做得比較聰明比較認真比較像那麼回事。但一向多疑又心機聰慧，特別是深知祖上顛沛流離居無定所死無葬地的朱元璋恐怕不會看不出來。
那麼他為什麼還要相信朱貴，還要封楊家墩為萬歲山並將祖陵定在這悠悠淮水之濱呢？或許朱元璋心中也是十分苦悶的，因為他很清楚，那個句容的萬歲山不是假的嗎？但是，為了證明大明王朝是祖上“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為了蠱惑與欺騙人民，為了證明他這個皇帝是有祖傳“基因”的，是由上天欽定的，不是其他人想當就能當得的。於是他不得不這樣將錯就錯。
明祖陵的傳說
開啟中國歷史的大門,你會發現中國歷史上皇帝玩弄政治傳說的事列比比皆是，陳勝的夜半神示、劉邦的劍斬白蛇、劉備的白臚脫險、趙匡胤的祥龍瑞生等等。朱元璋的明祖陵只是以上歷史政治家高明手段的延續。
朱元漳祖上幾代非常窮困，四處漂流，真乃上無片瓦，下無立錐之地。他的祖父朱七年級，六十多歲時，流落在古泅州境內，為雙溝鎮一個性水的財主家放豬。這水員外號稱水半湖，雙溝東去印裡洪澤湖邊全是他家的地。朱七年級帶著全家搭個窩棚，就住在湖邊孫家崗為水財主放豬、墾荒，以維持生計。
明祖陵南紅門
這孫家崗莊後有個墩子，人稱楊家墩，墩上有個凹窩。一年深秋，在這裡放豬的朱七年級躲在墩上的凹窩內避風, 意外得知這座山背山面水，後面青山雄壯蔥鬱，前面洪澤湖寬廣博大,其實是一塊龍脈，誰死後葬在這裡，誰的後世就一定有人會出皇帝。老人慾將此地佔為己有,從此隱藏了這個祕密, 即使對家裡人也沒有透露半分, 直到臨死前,才告訴了兒子要把自己葬在這裡。
傳說終歸是傳說，但有一點卻是值得我們仔細思考的.楊家墩的地理位置，在風水學上明明不是個風水寶地，為何在傳說裡就成了龍脈之地了呢？朱元璋登上寶座之後,朱氏墳冢葬於龍脈的傳說很快就流傳了開來。先是從洪澤湖畔開始，一發不可收拾像水銀瀉地般的遍佈全國。這是一種明顯的穿鑿附會，朱元璋為什麼要創造這樣一個傳說呢？這還是和他的出身有關，他的帝位是由自己和眾兄弟從最低層打下來的，他並沒有顯赫的家世，沒有值得炫耀的血統資本。歷史上開千古帝業的幾乎都比他這個放牛的、打掃廟院的朱和尚強。秦始王嬴政、隋文帝楊堅、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哪一個不是帝王之後或名門望族，即使是漢高祖劉邦這個亭長好歹也是地方一號人物，蜀主劉備儘管以賣草鞋為生但是宣揚時總是以大漢皇室後裔自居——劉皇叔。曹操、孫權一個是官宦之後，一個是軍旅世家。對於朱元璋來說，那種感覺就像被人唾棄的乞丐突然有一天發了一筆財開始身著華服，但是心理還是總覺得別人的眼光是那麼怪怪的。無奈之下,為了給自己的登帝塑造天地之功，證明自己是天意所授，標榜自己血統是天之相承; 為了擊潰當時舊貴世家的心理優勢，改變政治方面的意識劣勢，草根皇帝朱元璋最終也只能把自己的老祖宗請出來進行一番神化宣揚。 當太祖將這自家神奇傳說不斷灌輸社會各個階層時，為了表示對祖先的推崇和孝敬，更為了向天下顯示皇家的威嚴，太祖就在依稀尋到的埋有祖父的小山包前開始建造了規模巨集大，盡顯皇家雄壯氣派的明祖陵，將其曾祖父、高祖父、祖父的衣冠等凡能收集到的或者認為是的遺留之物一起葬在了這裡。如此一來, 皇家的威嚴得到了充分的體現，自己的血統更是讓世人所推崇，社會上也就再也沒有誰會亂加評論了。
明萬曆皇帝“北斗七星”葬式揭祕
明定陵是明十三陵中第十座陵墓，埋葬的是明朝第13位皇帝神宗朱翊鈞(年號萬曆)和孝端、孝靖兩位皇后。明定陵1956年5月開始挖掘，1957年開啟地下玄宮，至今已過了半個世紀，但是萬曆皇帝的葬式為何採用“仰面朝天，右手扶著自己的面頰”的怪異姿勢，一直是個未解之謎。
3月7日在南京結束的“世界文化遺產論壇———中國明清皇家陵寢”學術研討會上，北京明十三陵特區辦事處王秀玲女士的一篇論文，首次揭開了萬曆皇帝的葬式之謎，並大膽推斷出明代帝王均為身體側臥，雙腿微曲如睡眠狀的“北斗七星”葬式。萬曆皇帝屍體的姿勢不同尋常，挖掘出來時仰面朝天，右手扶著自己的面頰。定陵在明十三陵中規模較大，與永陵相差無幾，僅次於長陵，佔地面積18萬平方米。據考古資料記錄，定陵地宮是由前、中、後、左、右五座高大寬敞的殿堂連線組成的，全部為石結構。後殿（玄堂）的正面棺床上停放著三口棺槨，中間的特別大，是萬曆皇帝朱翊鈞的棺槨。另兩口分別是皇后孝端和孝靖的棺槨。據王秀玲介紹，當時定陵發掘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墓主人的屍體儲存情況。萬曆皇帝屍體放置在一條錦被上，錦被兩邊上折，蓋住屍體。屍體頭西腳東仰臥，肌肉已經腐爛，僅剩骨架。面向上，頭頂微向右偏，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右側，左臂下垂，略向內彎，手放在腹部。手中持念珠一串。右腿稍彎曲，左腿直伸，兩腳向外撇開。孝端和孝靖兩位皇后的葬式也與一般葬式不一樣，她們都是向右側臥，孝端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下直伸，足部交疊，左足在上，右足在下。孝靖後左臂下垂，手放在腰部，右臂向上彎曲，手放在頭下，下肢曲。王秀玲認為萬曆帝的原葬式應為側臥式，因為屍體如果平放,一般晃動也不會有大變動,只有側臥式,碰撞時易變動。
關於帝后葬式,目前尚無史料記載。王秀玲在論文中分析，孝靖後骨架情況應與原葬式相似。而萬曆帝與孝端後則有出入。因為人死後入葬,不可能故意擺成一腿 彎曲一腿直伸狀。顯然,萬曆帝的葬式不是原狀，而應該是向右側臥,這樣出現晃動屍體必然倒向左側,所以萬曆帝左腿直伸。而且根據棺槨入葬情況分析,萬曆帝的棺槨確實有過碰撞的記載。因為棺槨是從百里之遙的京城靠人工抬運到山陵,沿途顛簸。據《泰昌實錄》記載：葬神宗皇帝及孝端皇后時(孝靖皇后比萬曆皇帝早逝九年,已入葬於天壽山東井平崗地)僅抬槓軍夫多達八千六百人。一路上繩索常有損壞,不斷更換。棺槨到鞏華城時（今沙河），抬棺槨的木槓有斷裂聲,右邊一角曾墜地。這樣完全有可能使屍體姿式發生改變。陵墓的位置、地面佈局、地下玄宮佈局都與天象有關，皇帝的葬式當然也要源於天象了。
據王秀玲考證，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處。“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認為是極星,指向正北,位於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屬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變化預測人事吉凶，紫微垣對應的是人間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極星北斗又被認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封建皇帝認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間的主宰。自稱“真龍天子”,信奉“君權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視皇位為“天位”,並時刻把自己的行為與天聯絡在一起,每當天空有變化時,他們便“自省”,認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對。基於這種思想觀念,他們將死視為“昇天”，所以皇帝昇天也就意味著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在十三陵中,明代開國皇帝朱元璋的陵墓孝陵，主要建築走向就呈北斗七星佈局。孝陵反映的是陵寢地面佈局(因地宮未發掘),已發掘的明定陵地宮的佈局即是仿生前皇宮模式，也是源於天象。在古代,基於原始的宗教迷信思想,大多以為人死後靈魂還在,並且和活人一樣,有飲食起居等各種要求。基於此因,歷朝帝王的陵墓大多反映 著其生前所居宮室的某些形式和特點。除此之外，在陵墓選址上也與天象有關，陵址的前後左右要有山，象徵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以山象徵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則位於星座之間，自然皇帝也置於天宮之上了。
從古代風水學的角度來看，這種“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夠“聚氣”。王秀玲說古人對天體有一種神祕感，認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遺址就發現墓主人東西兩側和腳下分別塑龍、虎和北斗天象圖。古人還把它刻在避邪劍上。其奧祕在於北斗七星的形狀恰為一個巨大的聚氣的S形。
皇帝選陵址,要選能“聚氣藏風”的地方,選擇標準是山環水抱,因山環水抱必有氣。在風水學中，用“曲則有情”來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脈的起伏呈S形,河流則更明顯,總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選址及設計是與古代的風水理論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觀念去分析,皇帝死後,也需要生氣,“北斗七星”式這種S形葬式能夠“聚氣”,有了生氣，就有了萬物,預示著子孫萬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論，帝、後的葬式源於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採用天象來設計皇宮、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響到他的子孫後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後代,在陵墓選址和規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孫,又身為皇帝的朱翊鈞的葬式“源於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目前明代帝王只有萬曆皇帝朱翊鈞的陵被髮掘出來了,其他的陵還未發掘。但王秀玲據此推斷,從朱元璋開始明代的帝王可能都採取“北斗七星”葬式。
為何明朝官員戴烏紗，清朝官員插花翎？
在有關明清兩朝的古裝電視連續劇中，人們看到，明朝的官員和清朝的官員除了服裝不同，而且戴的帽子也不相同。明朝官員頭戴有兩個翅子的烏紗帽，而清朝官員的紅頂子的官帽上都要插上一束花翎。為什麼會出現如此迥然不同的的裝飾呢？
其實，明清兩朝雖然都是坐鎮北京，手握乾坤，掌控天下，但是這兩個朝代的最高統治者身為不同的民族，因此，各級官員的服飾也大不相同。明代以漢族傳統服裝為主體，清代則以滿族服裝為主流。上層社會的官服是權力的象徵，歷來受到統治階級的重視。
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為正色，因《論語》有“惡紫之奪朱也”，紫色自官服中廢除不用。最有特色的是用“補子”表示品級。明朝的官員一律要戴烏紗帽，穿圓領衫，束腰帶。
清朝時，以暴力手段推行剃髮易服，按滿族習俗統一男子服飾。順治九年，即公元1652年，欽定《服色肩輿條例》頒行，從此廢除了濃厚漢民族色彩的冠冕衣裳。
清時薙髮留辮，辮垂腦後，穿瘦削的馬蹄袖箭衣、緊襪、深統靴。清代官帽與明朝的官帽絕然不同，清朝的官帽後面都要拖一束孔雀翎。翎稱花翎，高階的翎上有“眼”，並有單眼、雙眼、三眼之別，也就人們常說的頂戴花翎。那麼，為什麼明朝官員要頭戴烏紗和清朝官員的頂戴花翎究竟有什麼重要的表示呢？
先說說明朝的烏紗帽。烏紗帽原是民間常見的一種便帽，官員頭戴烏紗帽起源於東晉，但作為正式“官服”的一個組成部分，卻始於隋朝，興盛於唐朝，到宋朝時加上了雙翅，明朝以後，烏紗帽才正式成為做官為宦的代名詞。
隋唐時期，朝廷官員和黎民百姓都戴烏紗帽，只是官員的烏紗帽上有玉飾的多少來區別官職大小。據《中華古今注》記載，唐武德九年，即公元626年，唐太宗李世民下詔書說：“自古以來，天子服烏紗帽，百官士庶皆同服之。”
到了北宋王朝，太祖趙匡胤為防止議事時朝臣交頭接耳，就下詔書改變烏紗帽的樣式：在烏紗帽的兩邊各加一個翅，這樣只要腦袋一動，軟翅就忽悠忽悠顫動，皇帝居高臨下，看得清清楚楚；同時在烏紗帽上裝飾不同的花紋，以區別官位的高低。
明朝開國後，太祖朱元璋於洪武三年作出規定：凡文武百官上朝和辦公時，一律要戴烏紗帽，穿圓領衫，束腰帶。另外，取得功名而未授官職的狀元、進士，也可戴烏紗帽。從此，“烏紗帽”遂成為官員的一種特有標誌。
頭戴烏紗帽，身穿盤補服，是明代官吏的主要服飾，以補子來區分官職。這種袍服是明代男子的主要服式，不僅官宦可用，士庶也可穿著，只是顏色有所區別。平民百姓所穿的盤領衣必須避開玄色、紫色、綠色、柳黃、薑黃及明黃等顏色，其他如藍色、赭色等無限制，俗稱“雜色盤領衣”。明朝建國二十五年以後，朝廷對官吏常服作了新的規定，凡文武官員，不論級別，都必須在袍服的胸前和後背綴一方補子，文官用飛禽，武官用走獸，以示區別。據《明史·輿服志》記載：正德十三年，“賜群臣大紅貯絲羅紗各一。其服色，一品鬥牛，二品飛魚，三品蟒，四、五品麒麟，六、七品虎、彪；翰林科道不限品級皆與焉；惟部曹五品下不與。”
再說說清朝的頂戴花翎。清朝的官帽，在頂珠下有翎管，質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藍翎和花翎兩種。藍翎為鶡羽所做，花翎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種辨等威、昭品秩的標誌，非一般官員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級、賞賜軍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隨意不戴，如有違反則嚴行參處；一般降職或革職留任的官員，仍可按其本任品級穿朝服，而被罰拔去花翎則是非同一般的嚴重處罰。
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貴；所謂“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狀的圓，一個圓圈就算做一眼。藍翎是與花翎性質相同的一種冠飾，，又稱為“染藍翎”，以染成蘭色的鶡鳥羽毛所作，無眼。賜予六品以下、在皇宮和王府當差的侍衛官員享戴，也可以賞賜建有軍功的低階軍官。鶡鳥生性好勇鬥狠，至死不卻，武士冠上插鶡翎，能夠顯示武士的英勇，到也貼切。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員中爵位低於親王、郡王、貝勒的貝子和固倫額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駙馬，有資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為鎮國公或輔國公的親貴、和碩額附，即妃嬪所生公主的駙馬，有資格享戴二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內大臣、前鋒營和護軍營的各統領、參領，有資格享戴單眼花翎，而外任文臣無賜花翎者。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貴族特有的冠飾，而即使在宗藩內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濫用；有資格享戴花翎的親貴們要在十歲時，經過必要的騎、射兩項考試，合格後才能戴用。但後來花翎賞賜漸多，就不一定經過考試了。
花翎如此高貴，故此在清朝特別被人重視、嚮往。福建水師提督施琅在降清後被賜籍漢軍鑲黃旗，平臺後力辭靖海侯而懇求照前此在內大臣之列賜戴花翎，康熙皇帝特旨許之；後乾隆皇帝下明詔，不但上述親貴大臣可以戴用，如有顯赫軍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賜給臣下花翎是非常審慎的，從乾隆至清末被賜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恆、福康安、和琳、長齡、禧恩、李鴻章、徐桐七人，被賜雙眼花翎的約二十餘人，這在當時是千古猶榮的恩寵。
清朝爵位中最為顯貴的親王、郡王、貝勒，按清初的規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間，許多人以兼任內大臣等職務為由乞翎，因此之後親王、郡王、貝勒開始佩戴三眼花翎。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如道光皇帝得知擒獲在新疆叛亂的張格爾後，即賞報捷音者戴花翎、軍機處行走；道光後期，花翎的賞賜範圍漸大，各方面對國家有功之人均可賞戴花翎。
正因為如此，後來的清代文官對獎戴花翎特別重視。除軍功外，非“異常勞績”不得保獎花翎，而且，限定每案不得超過三名。道光二十八年，即公元1848年，因修皇族的族譜“玉牒”造成，提調官增慶被奏賞花翎，這是首開軍功之外的“別項勞績保翎”之例。從此諸如皇上“山陵奉字”、海運事宜、勸捐、抽釐之類，都相率保薦花翎。光緒初年，大保案迭興，加官加銜，各種新奇花樣不可勝舉，戴花翎者，滿街行走了。
這時花翎身價儘管已大不如前，但在吏部引見外地赴任低階官員時，在冠服方面仍有嚴格規定。若有花翎、藍翎人員，其翎管不準用白玉，若用翡翠或帶皮子玉者，都要以違例論處。
到了清末，捐例大開，用錢也可以買到花翎戴，保案內就再沒有保花翎者。最早用錢買到花翎的，是廣東洋商伍榮耀、潘仕成。二人各捐十數萬金，朝廷無力嘉獎，於是就破例賞戴花翎，一時榮之。後來，鴉片戰爭中，就有捐翎之例：花翎每枝實銀一萬兩，藍翎五千兩；而且參照捐官之項進行折扣。這樣實捐銀較少，捐翎者遂多。咸豐九年，即公元1859年又改為實銀。不準折扣：花翎每枝七千兩，藍翎四千兩。到了後來，每枝花翎僅用二百元就可以捐到。這是清代花翎之制的窮途末路了。
其實，不論是明朝的烏紗帽也好，還是清朝的頂戴花翎也罷，都是因為統治集團的需要而產生的。不同時代的統治集團由於觀念的不同，形成多種多樣的官員服飾種類，它們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遷。中國作為一個幅員遼闊的泱泱大國，官員服飾自然也有著悠久歷史底蘊。由於中國在過去的幾千年中長期處於階級社會之中，官員的服飾自然被賦予了濃厚的階級色彩。
明朝覆亡難道與十三陵風水有關
風水，在我國是一個非常有誘惑力的話題。在古代，特別是漢唐以後，上自帝王宮室、陵墓，下至官署、寺廟和民宅，在選址和營建過程中大多都深受風水理論的影響。
最初，風水只是古人尋找墓地時使用。它的理論大概是：葬地內有生氣，生氣可以帶來福音。而生氣在地裡是流動的，遇風吹就會失散，遇水流攔擋就會停止不動。所以，古人尋找墓地，都是選擇生氣凝聚的地方，即風吹不到、有水流可以阻擋它流動的地方。後來，人們將風水概念擴大到城市、民居等領域。為了加以區別，人們將風水劃分為陰宅風水和陽宅風水兩大類。
明代帝陵的卜選，就是在陰宅風水術的指導下進行的。卜選的方針是：四面有山，左右和前面有水；山水曲折變化；龍（陵後的山脈）、穴（陵墓中安放棺槨的地方）、砂（陵寢風水格局中龍以外的其他山脈）、水（河流）之間的相配關係，等等。
十三陵陵址的卜選最初始於明永樂年間，為了求得吉祥的墓地，明成祖命江西風水師廖均卿在昌平境內尋找墓地。後來他在這一地區找到“吉壤”，叫黃土山，山前有龍虎二山，形成風水寶地。經朱棣親自踏勘確認後並封為“天壽山”，並於1409年開始修建十三陵的第一座陵墓——長陵。
十三陵所處的地形是北、東、西三面環山，南面敞開，山間泉溪匯於陵前河道後，向東南奔瀉而去。陵前6千米處神道兩側有兩座小山，東為“龍山”，西為“虎山”，符合東青龍、西白虎的四靈方位格局。用風水理論來衡量，天壽山山勢延綿，“龍脈”旺盛，陵墓南面而立，背後主峰聳峙，左右“護砂（山）”環抱，向南遠處一直伸展至北京小平原，前景開闊。陵墓的“明堂”（基址）平坦寬廣，山上草木豐茂，地脈富有“生氣”，無疑是一處天造地設的帝陵吉壤。在中國傳統風水學說的指導下，十三陵從選址到規劃設計，都十分注重陵寢建築與大自然山川、水流和植被的和諧統一，追求形同“天造地設”的完美境界，用以體現“天人合一”的哲學觀點。
十三陵的選址考慮了天干的因素（即天時，天時考慮三、六、九）、人的因素（明代十三代皇帝陵墓都建在此）、地的因素（土質很差，以虎山為最差。也許它原來的土質是好的，到現在已經發生變化）。這個十三陵是一個聚人氣、才氣的風水寶地，就像故宮一樣，雖然朝代變換，民族卻愈加強大。
當然，十三陵雖然是風水寶地，但是，也保不住大明王朝的千秋萬代，在中國歷史上，朝代更替幾乎具有某種神祕的必然性。黃仁宇在《萬曆十五年》中說：“1587年，是為萬曆十五年，歲次丁亥，表面上似乎是四海昇平，無事可記，實際上我們的大明帝國卻已經走到了發展的盡頭。在這個時候，皇帝的勵精圖治或者宴安枕樂，首輔的獨裁或者調和，高階將領的富於創造或者習於苟安，文官的廉潔奉公或者貪汙舞弊，思想家的極端進步或者絕對保守，最後的結果，都是無分善惡，統統不能在事業上取得有意義的發展，有的身敗，有的名裂，還有的人則身敗而兼名裂。”所以將明朝的滅亡完全歸罪於十三陵的風水也是不恰當的。
李自成與崇禎互斷龍脈便宜了多爾袞
李自成（1606～1645年），明末農民起義領袖，他率領農民起義軍攻破北京城，逼死了明崇禎皇帝，建立了大順政權，但不久農民起義軍就在吳三桂和滿清軍隊的聯合夾擊下敗亡，李自成也死於非命。有人說李自成和崇禎的兩敗俱傷是因為互斷了對方的龍脈，才使滿清的多爾袞撿了一個大便宜，這是怎麼一回事？
關於明皇族朱氏的龍脈之說，據《朱元璋系年要目》介紹，朱元璋祖居江蘇省句容縣通德鄉朱家巷。元朝初期，為了逃避官府的苦役，朱元璋的祖父朱七年級就攜帶全家老小，逃到泗州、盱眙一帶，居住在古泗州城北13裡的孫家崗。
王文祿《龍興寺記》記載著這樣一個傳說：楊家墩家有個窪窩，朱元璋的祖父朱七年級經常臥於其處。有一次，一個道士路過此處，見了這個地勢說：“葬於此處，後代可出天子。”
道士的徒弟追問原因，道士說：“你若是不信，就拿個枯樹枝栽在這兒，十天之內就能起死復生”，朱七年級偷偷試驗了一下，果真如此，於是把道士的話告訴了朱元璋的父親朱世珍。十年後，泰定四年（1327年）朱七年級病死，如道士所言，葬於此。半年後，朱世珍妻陳氏即懷了朱元璋。至正十二年（1352年），朱元璋參加了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一路登上皇帝之位，1386年，朱元璋命皇太子朱標，帶領文武群臣和工匠，到泗州城北楊家墩，開始修建祖陵。以後陸續增修，經過28年，耗費大量資金，到永樂十一年（1413年）才把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的陵墓全部修建成功。至此，楊家墩改稱明祖陵。李自成攻破此處後，為了破壞明朝的龍脈，將明祖陵破壞的一塌糊塗。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為了打擊李自成起義軍，崇禎皇帝竟然也派人挖了李自成的祖墳。
李自成是陝西米脂縣人，從小苦大仇深，和一些窮苦百姓參加了高迎祥領導的起義軍。後來因為作戰勇敢和有智慧，得到高迎祥的賞識，最後，接替高迎祥成為起義軍首領，所到之處，百姓雲集響應，一時間朱家天下搖搖欲墜，李氏“帝王之相”隱隱可見。當此之時，崇禎帝不知聽了何人建議，希冀用伐掘李自成祖墳的辦法斷其“龍脈”，洩其“王氣”，以使“賊勢當自破矣”，從而挽大廈於將倒。崇禎十五年（1642年）正月初八，接到崇禎皇帝密旨的陝西總督汪喬年命延安府米脂縣縣令邊大綬等人進山尋找李自成的祖、父的墓地。
事先，邊大綬找到了曾參與埋葬的李自成的同鄉李誠。經過拷訓，李誠給邊大綬提供：“記得李闖祖父下葬掘土時，地下面有三個空穴，其中的一個空穴尚發現有一隻黑碗，當時用土填了兩個空穴，在其中一穴安葬，並用黑油點燈放在墓內棺前。因此，只要找到那個置有黑碗的墳墓，便是李闖的祖墳。”
根據李誠提供的線索，邊大綬立刻下令尋找，但是，一連掘了數座墳，未見黑碗。到天晚，難以下山，他們坐在李自成舊窯中烤火。翌日凌晨，他們又挖了數家墳冢，到了正午時分。果然在一墓中發現黑碗，照李誠所說它必然是李自成祖父的墳墓了。挖出來的骷髏如黑墨，額骨上長出了六七寸長的白毛，狀極恐怖。在李自成祖父墳的左側下方還有一座墳墓，據李誠指認它是李自成父守忠之墓。墓的正頂長有一棵榆樹，粗如臂膀，枝葉詭異，邊大綬命人砍下榆樹，不料樹倒墓開。墓中竟蟠著一條白蛇，“長尺有二寸，頭角嶄然”，役卒上前捕捉，將蛇置於練總郝光正行裝袋內。役卒把棺木開啟後，只見所有的骨節都變成青銅色的綠色，額骨上也有六七寸長的白毛。其餘七八座墓中骷髏上也都有白毛。邊大綬為了斷李自成的“龍脈”，還派人在舊址上邊的大小堖之間挖下寬二十米、深五米的大壕，他命人將骨骸“聚火燒化”，並把周圍“大小樹木一千三百餘棵悉數斫伐”。
挖李自成祖墳的全過程，邊大綬詳細記錄在了向陝西督軍汪喬年呈報的《塘報》中，陝西督軍汪喬年得知後，嘉獎邊大綬：“據來報，知闖王墓已開，可以制賊死命。他日功成，定當首敘以酬。”然而，崇禎皇帝的這一招並不奏效，就在前一年，李自成的農民軍在河南攻城破邑，所向披靡，並進逼潼關、直指西安，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兩年後李自成攻佔北京城，崇禎跑到皇宮北面的萬歲山投繯自盡。
李自成與崇禎在挖龍脈上兩敗俱傷，這也成就了清軍將領多爾袞。在他的功業基礎上，順治皇帝成為清入關後的第一位皇帝，開創了大清王朝的歷史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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