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提到中國的傳統文學，大家的腦海裡立馬會出現《詩經》、《楚辭》或者明清四大名著等等。其實，作為擁有世界上最為燦爛文化的中華民族，遠遠不止人們常見到一些文學常識，只有當你真正走進浩如煙海的中國傳統文學中時，才能感受到她的獨有魅力。
一、中國文學歷史簡介
中國文學起源於生產勞動。它的產生一直要追溯至人類生活的最原始階段。原始人在生產勞動的過程中，由於筋力的張弛和工具動用的配合，自然地發生勞動的呼聲。這種呼聲具有一定的規律之後，就產生了節奏。這種簡單的節奏就是音樂，舞蹈的節拍和詩歌韻律的起源。
在遠古時代的村落中，每當春天到來，準備開始農耕之際，為了祈求豐盛的收成，要舉行祭祀之類的活動。秋天收穫之後，也要舉行類似的活動、儀式，從中便產生了歌謠，這些歌謠就成了中國文學的源泉之一。
原始的神話傳說和歌謠，在人們口頭代代流傳，經過漫長的時間，才用文字記下一鱗半爪。由於時間久遠口耳相傳導致變異，後世見諸文字記載的原始文學很難說是其原貌。這些遠古歌謠和神話，我們稱之為傳說時期的文學。
遠古時期的歌謠和神話傳說，在古籍中時有記載。據說是神農時代出現的《蠟辭》雲：“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本，歸其澤！”（《禮記·郊特牲》）這大約是一首農事祭歌。至於傳說為堯舜時期的《擊壤歌》、《康衢謠》、《卿雲歌》、《堯戒》、《賡歌》、《南風歌》等[2],從其思想內容和語詞來看，顯然都是後人的偽託。倒是有些簡單質樸的韻語，可能是原始歌謠的遺留。如《吳越春秋》卷九所載的《彈歌》：“斷竹，續竹，飛土，逐宍。（宍古肉字）”反映的是原始人制造彈弓和狩獵的過程，語言古樸，但已經具有韻律，顯然是一首十分古老的歌謠。《呂氏春秋·音初篇》所載禹時塗山氏之女所歌的“候人兮猗”,雖只有一句，卻是我們今天所能見到的比較可信的夏代詩歌的遺文。屬於遠古時期的神話傳說，反映了生產力水平很低的情況下，先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後來的文字記錄大多是片斷零散的，有些已經被後人改造，中國神話的原始形態並沒有很好地儲存下來。
文字產生以後，中國文學才脫離了傳說時期。文字的出現，是社會文明的標誌之一。漢字的起源，歷來有若干推斷，至今仍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問題。隨著甲卜辭及殷商青銅器的不斷出土，探討上古文學有了可信的資料。甲骨文字和部分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現在所知最古的文字。甲骨文代表的商代晚期文字，已經發展為相當成熟的文字系統。甲骨卜辭文句簡樸形式單一，僅有少量的記事文字；商代中期的青銅器銘文也只有兩三字，直到商代晚期，銘文仍很簡單。
然而甲骨文和金文的產生卻具有重大的歷史文化意義，為口耳相傳的文學發展成為書面文學提供了條件，標誌著中國書面文學的萌芽。西周末年至春秋時期，出現了一些較長的鐘鼎銘文，這表明具有文學因素的文字出現了。從此，文學的各種形式在語言文字的不斷成熟過程中分途發展。
詩歌是最古老的文學形式之一。中國最初的詩歌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這在我國古籍中有明確的記載。《呂氏春秋·古樂》雲：“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葛天氏”應是傳說時期的一個部落酋長。這八闋可能是現在所知的最古的一套樂曲，有歌有舞，歌辭已經無可稽考，舞容極其簡單，僅三人手持牛尾，邊舞邊唱。其內容從八闋樂曲的題目來推測，“載民”是歌唱始祖；“玄鳥”即燕子，可能是本部落的圖騰；“遂草木”歌唱草木茂盛；“奮五穀”歌唱五穀生長；“敬天常”即遵循自然法則；“達帝功”以下反映了原始人的宗教信仰。這套樂曲體現了上古時代詩、樂、舞一體的原始形態。
詩歌和音樂、舞蹈相互結合的形式，在文字已經成熟並廣泛用於文獻記錄以後，還存在了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如《詩經》中的作品都是樂歌，而其中的頌詩，是祭祀時用的歌舞曲。約在春秋以後，詩歌從樂舞中逐步分化獨立出來，專向文學意義和節奏韻律方向發展。
二、中國文學特徵
漢語言文字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最古老的語言文字之一。漢語言文字對中國文學的形成和建設起著巨大的作用：①容易引起具體意象。由於漢字具有表意性特徵，其自身排列有時就會引起某種具體的意象。例如賦和駢文，就大量運用同形旁的字。中國文字的象徵表意特徵造成了一種獨特的審美效果。②漢字一般為單文獨義、一字一音，這就使中國詩歌的音節變化有了一整套獨特的謹嚴的格律，並且在外觀上構成整齊對稱的形式美。③漢語有四聲，詩人們利用漢語言的這種特性，寫詩時注意字聲安排，於是近體詩（五言律詩、絕句，七言律詩、絕句）、詞、散曲等詩歌體應運而生，並統領詩壇達千年之久。詩歌充分利用四聲變化，造成了節奏鮮明、抑揚頓挫的藝術效果。④文言文作為特殊的書面語言，可與日常用語長期分離而保持官方語言的地位，這就發生了文學在文言和白話兩個不同的軌道上執行、內容與形式皆有巨大的差異的現象。
中國文學，除了因為漢文字語言具有自己的特徵以外，還具有它自己的獨特文學觀念體系。這種觀念體系受中國傳統的思想體系所支配，其思想淵源在於孔子創立的儒家學派。以孔、孟為代表的儒家思想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影響中國的民族性格和文化思想。其一，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禮記·大學》）為核心的入世思想；其二，是以“仁、義、禮、智、信”為標準的道德觀念；其三，是以“天、地、君、親、師”為次序的倫理觀念；其四，是以“允執其中”（《論語》）為規範的中庸哲學。在這種思想的支配下，詩文以教化為功用的中國文學在內容上偏重於政治主題和倫理道德主題。將文學視為政治的附庸和說教的傾向一直被當作一種無可非議的傾向。君臣的遇合、民生的苦樂、宦海的浮沉、戰爭的勝敗、國家的興亡、人生的聚散、綱常的序亂、倫理的向背等，一直是中國文學的主旋律，無論是詩歌、散文、小說還是戲曲，概莫能外。儒家的入世哲學和教化觀念，給中國文學帶來了政治熱情、進取精神和社會使命感，但同時也抑制了自我情慾的釋放，自由個性的迸發和自我意識的開掘，尤其是“存天理、滅人慾”的理學觀念，使文學蒙上了理性主義的煙靄。上述內容特點並行的是“中庸”美學追求。中國文學講求中和之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一般不把情感表達得過分熱烈。中國舊體詩大都感情節制，思想含蓄，言有盡而意無窮，同樣表現出濃厚的理性主義色彩。
在中國思想史上，儒、道兩家的思想體系是互為補充的，儒、道、釋3家也常常合流。儒家、道家、佛教思想有相異和對立的一面，又分別給予中國文學以不同側面的影響。所謂“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思想，儒家繼承的是兼善精神，道家則本著“無為”之旨，發展了獨善思想。在中國文人身上，積極入世和消極避世思想往往交織在一起，彼此消長。在文學作品中，這種現象有著鮮明的表現。如果說“兼善天下”與“獨善其身”是古代士大夫的互補的人生趨向，那麼，慷慨悲歌與憤世嫉俗，則成為古代知識分子常有的心理狀態和藝術意念。雖然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學總體風格的影響佔著主導的方面，但老莊哲學對中國文學藝術的影響也是巨大的。這種影響有兩個方面：①“大音希聲，大象無形”的觀點揭示了藝術中虛和實、無和有的辯證法，指出“有生於無”.對於形成中國文學含蓄精練的藝術表現形態上的特點起有異常重要的作用。中國文學極強調以虛寫實，以靜寫動的表現方法。中國文人不喜歡纖毫畢現地直接描述，而把藝術感覺、藝術想象的空間留給讀者自己去品味、揣摩和思尋，追索那些不可言傳的大音、大象——美的極致，創造出無聲勝有聲的藝術境界。②“大制不割”、“道法自然”.“不割”即強調一種自然的完整性，強調自然的純樸、素樸、渾樸。然而，至高無上的、形而上的道，要求“法”形而下的自然，這裡強調的是一種自然的美。因而，中國文學藝術家向來把刻苦的技巧訓練與不露刀斧鑿痕的無技巧境界結合起來，“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這是大多數中國作家畢生孜孜以求的藝術境界的寫照，也是他們藝術道路的真實反映。由於上述兩方面的影響，中國文學和西方文學相比，大體上說，西方文學顯得直截了當、率性任真，中國文學則委婉曲折、含蓄深沉；西方文學傾向於鋒芒畢露深刻廣大，中國文學則傾向於綿裡藏針機智微妙；西方文學尚一瀉千里的鋪張，中國文學則尚尺幅萬里的濃縮。這種審美觀在總傾向上的差異是顯而易見的。
三、中國文學演進
推動中國文學演進的因素，既有外部的，也有內部的。所謂外部因素是指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的影響，民族矛盾的影響，以及地理環境的影響，等等。
關於中國文學演進的內部因素，是一個很複雜的問題。首先要考慮到文學發展的不平衡。由於中國歷史悠久、幅員廣闊，所以中國文學發展的不平衡性特別突出。這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文體發展的不平衡。每個文體都有一個從萌生到形成再成熟的過程，所謂文體發展不平衡，包含這兩方面的意思：一方面，各種問題形成和成熟的時代不同，有先有後。另一方面，各種文體從萌生形成再到成熟，其過程的長短也不同。
（二）、朝代的不平衡。各個朝代文學的總體成就是不一樣的，有的朝代相對繁榮些，有的朝代相對平庸些，這很容易理解。
（三）、地域的不平衡。所謂地域的不平衡包含兩方面的意思：一是在不同的朝代，各地文學的發展有盛衰的變化，呈現此盛彼衰、此衰彼盛的狀況。其次，在中國文學的演進過程中，有一些相反相成的因素。
1、俗與雅之間相互的影響。
2、各種文體的相互滲透與融合。
3、復古和革新之間的交替與碰撞。
四、中國文學分期
中國文學史可以分成上古期、中古期、近古期。三古之分，是中國文學史大的時代斷限。在三古之內，又可以細分為七段。
（一）、上古期
上古期的第一段是先秦文學。在這個階段，文學的創作主體經歷了由群體到個體的演變，《詩經》裡的詩歌大都是群體的歌唱，從那時到中國文學史上第一位詩人屈原出現，經過了數百年之久。上古巫史不分，史從巫中分化出來專門從事人事的記錄，這是一大進步。而士的興起與活躍，對文學的發展又起了關鍵性的作用。先秦文學的形態，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詩樂舞結合，這種混沌的狀態成為先秦的一大景觀。所謂文史哲不分，是就散文這個領域而言，在講先秦散文時我們無法排除《尚書》、《左傳》、《國語》、《戰國策》等歷史著作，也無法排除《周易》、《老子》、《論語》、《孟子》、《莊子》等哲學著作，那時還沒有純文學的散文。至於詩歌，最初是和音樂、舞蹈結合在一起的，《呂氏春秋》裡記載的葛天氏之樂，以及《尚書·堯曲》裡記載的“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都是例證。《詩經》、《楚辭》中的許多詩歌也和樂舞有很大關係。風、雅頌的重要區別就是音樂的不同，據《史記·孔子世家》，《詩》三百五篇都可以和樂歌唱。《楚辭》中的《九歌》是用於佘祀的與樂舞配合的歌曲。
上古時期的第二段是秦漢文學。秦漢文學出現了不同於先秦文學的一些新的特點。首先是創作主體的處境有了變化，戰國時代遊說於列國之間的士，聚集到統一低過的皇帝或者諸侯王周圍，形成若干作家群體，他們以歌功頌德或諷刺喻譎諫為己任。如武帝時期的司馬相如、東方朔，吳王門下的枚乘、鄒陽。這些“言語侍從之臣”正好成為大賦這種漢代新興文體的作者。與漢代大一統的政治局面相適應，漢代文學失去了先秦文學的生動活潑與多姿多彩，而形成格式化的、凝重板滯的風格。然而，對於中國詩歌來說，漢代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朝代。《詩經》那種四言的軀殼到漢代已經僵化了，楚辭的形式轉化為賦，漢代樂府民歌卻以一種新的姿態、新的活力，先是在民間繼而在文人中顯示了不可抗拒的力量，並由此醞釀出中國詩歌的新節奏、新形式，這就是歷史不衰的“五七言體”.
（二）、中古期
中古期從魏晉開始，經過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到明朝中葉為止。
中古期的第一段從魏晉到唐中葉。這是五七言古體詩繁榮發展並達到鼎盛的階段，也是五七言近體詩興起、定型並達到鼎盛的階段。詩，佔據著文壇的主導地位。文向詩靠攏，出現了詩化的駢文；賦向詩靠攏，出現了駢賦。從“三曹”、“七子”,經過陶淵明、謝靈運、庾信、“四傑”、陳子昂，到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李白、杜甫，詩歌的流程清楚而又完整。杜甫既是這個階段最後的一位詩人，又是開啟下一階段的最早的一位詩人，像一個里程碑矗立在文學史上。“建安風骨”和“盛唐氣象”這兩個詩歌的正規化，先後在這個階段的頭尾確立起來，作為一種優秀的傳統，成為後代詩人追慕的極致。這又是一個文學創作趨於個性化的階段，作家獨特的人格與風格得以充分展現。陶淵明、李白、杜甫，他們的成就都帶著鮮明的個性。此外，這個階段的文學創作，宮廷起著核心的作用，以宮廷為中心形成若干文學集團，文學集團內部成員之間相互切磋，提高了文學的技巧。以曹操為道的鄴下文人集團在發展五言古詩方面的作用，齊樑和初唐的宮廷詩人在建立近體詩格律方面的作用，都是有力的證據。在這個階段，玄學和佛學滲入文學，使文學呈現多姿多彩的新面貌。在儒家提倡文學的政治教化作用之外，玄學家提倡的真和自然，已成為作家的美學追求；佛教關於真與空的觀念、關於心性的觀念、關於境界的觀念，也促進了文學觀念的多樣化。
中古期的第二段是從唐中葉開始的，具體地說就是以天寶末年“安史之亂”爆發為起點，到南宋滅亡為止。唐中葉以後文學發生了一些值得注意的變化：韓、柳所提倡的古文引起文學語言和文體的改革，宋代的歐陽修等人繼續韓、柳的道路，完成了這次改革。由唐宋八大家共同實現的改革，確定了此後的文學語言和文體模式，一直到“五四”才打破。詩歌經過盛唐的高潮之後面臨著盛極難繼的局面，詩人們紛紛另闢蹊徑，經過白居易、韓愈、李賀、李商隱等中晚唐詩人的努力，到了宋代終於尋到了另一條道路。就宋詩與唐中葉以後詩歌的延續性而言，有這樣兩點值得注意：由中晚唐詩人開始，注重日常生活的描寫，與日常生活相關的人文意象明顯增多，到了宋代這已成為一種普遍的風氣；由杜甫、白居易開創的反映民生疾苦積極參與政治的傳統，以及深沉的憂患意識，在晚唐一度減弱，到了宋代又普遍地得到加強。就宋代出現的新趨勢而言，詩人與學者身份合一，議論成分增加，以及化俗為雅的美學追求，也很值得注意。作為宋詩的代表人物，黃庭堅與江西詩派具有比較明確的創作主張與藝術特色。蘇軾、楊萬里、范成大、陸游等也各以其自身的特點，與江西詩派共同構成有別於唐音的宋調。唐中葉以後曲子詞迅速興盛起來，經過五代詞人溫庭筠、李煜等人之手，到了宋代遂蔚為大觀，併成為宋代文學的代表。柳永、蘇軾、周邦彥、李清照、辛棄疾、姜夔等人的名字也就永遠鐫刻在詞史上了。唐中葉以後傳奇的興盛，標誌著中國小說進入成熟的階段；而在城市文化背景下，唐代“市人小說”的興起，宋代“說話”的興盛，則是這個階段內文學的新發展。
中古期的第三段從元代開始，延續到明代中葉。從元代開始敘事文學佔據了文壇的主導地位，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從此，文學的物件更多地從案頭的讀者轉向勾欄瓦舍裡的聽眾和觀眾。文學的傳媒不僅是寫在紙上或刻印在紙上的讀物，還包括了說唱扮演的藝術形式。儒生社會地位降低，走向社會下層從事通俗文學的創作，先是適應群眾喜聞樂見的文學形式，繼而提高這些文學形式，於是出現了關漢卿、王實甫、馬致遠、高明等一大批不同於正統文人的作家。元代的文學以戲曲和散曲為代表，以大都為中心的雜劇與以溫州為中心的南戲，共同創造了元代文學的輝煌，而明代流行的傳奇又是對元曲的繼承與發展。元末明初出現了《三國志演義》、《水滸傳》這兩部長篇白話小說，成為這個階段的另一標誌，它們的出現預示著一個長篇小說的時代到來了。
（三）、近古期
明嘉靖以後文學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這變化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一、隨著商業經濟的繁榮、市民的壯大、印刷術的普及，文人的市民化和文學創作的商品化成為一種新的趨勢；二、在王學左派的影響下，創作主體的個性高揚，並在作品中以更加強烈的色彩表現出來；在文學作品中對人的情慾有了更多肯定的描述；三、詩文等傳統的文體雖然仍有發展，但已翻不出多少新的花樣。而通俗的文體顯得生機勃勃，其中又以小說最富於生命力。這些通俗文學藉助日益廉價的印刷出版這個媒體，滲入社會的各個階層，併產生了廣泛的影響。從以上各方面看來，明代中葉的確是一個文學新時代的開端。
從明嘉靖初到鴉片戰爭是近古期的第一段。明清易代是一個巨大的變化，特別是對那些漢族士人的震動極其強烈，但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文學創作基本上沿襲著明代中葉以來的趨勢，並沒有發生巨大變化。在近古期第一段，文學集團和派別的大量湧現以及它們之間的論爭，是一種值得注意的現象。
近古期的第二段是從鴉片戰爭開始的。與明清易代相比，鴉片戰爭的炮聲是更大的一次震動。鴉片戰爭帶來千古未有之變局，從此中國由封建社會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西方文化開始湧入中國這片古老的土地，而中國許多有識之士在向西方尋求新的富國強兵之路的同時，也尋求到新的文學靈感，成為一代新的作家，龔自珍、黃遵憲、梁啟超便是這批新人的代表。與社會的變化相適應，文學創作也發生了變化。救亡圖存的意識和求新變於異邦的觀念，成為文學的基調。文學觀念也發生了變化，文學被視為社會改良的工具，在國民中最易產生影響的小說的地位得到充分肯定。
隨著外國翻譯作品的逐漸增多，文學的敘事技巧更新了。報刊這種新的媒體出現了，一批新的報人兼而具有作家的身份，他們以報刊傳播其作品，寫作方法也因適應報刊這種形式的需要而有所變化。在古文領域內出現了通俗化的報刊文體，在詩歌領域裡提出了“我手寫我口”這樣的口號。
近古期的終結，也就是中國古代文學的終結，我們仍然劃定在“五四”運動爆發的1919年。這是因為“五四”作為一次新文化運動，不僅在社會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也在文學史上開啟了一個新的時期。在“五四”運動之前雖然出現了一些帶有新思想與新風格的作家，但那仍然屬於古典文學的範疇。“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那批作家才有了質的變化。我們既注意19世紀末以來文壇發生的漸變，更注重“五四”這個大的開闔。“五四”闔上了中國數千年古典文學的門，同時打開了文學的一片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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