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的移民對巴蜀文化的影響

巴蜀文化是一個博大精深的文化體系，它包括了幾個子系統，主要包括了精神文化、經濟和政治系統，巴蜀文化是一個四川盆地為中心，同時又整合了周圍其他少數名族文化的一種多元化文化，那麼，你對巴蜀文化了解嗎？下面我們一起去充實下大腦吧。

　　一、移民與古巴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巴蜀特殊的地理環境，形成了一個縱橫東西、貫通南北、融合漢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的“大文化圈”。特殊的地理位置，不間斷的移民入川，形成了各個歷史時期巴蜀文化的多元化格局。

先秦時期，巴蜀文化的融合，主要受到三支文化的影響，一是來自甘青地區的古氐羌文化，一是來自中原地區的華夏文化，再一就是來自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楚文化。晚商至商周之際的廣漢三星堆遺址和成都金沙遺址的發現，揭示了古蜀文化的多元化和複合型特徵，這種特徵，成為我們研究巴蜀文化發展史的一個基點。

西周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原文化和古楚文化對巴蜀文化的影響，始終佔據主導地位。開明王朝治蜀，九世開明“始立宗廟，以酒曰禮，以樂曰荊”（《華陽國志·蜀志》），鄧少琴雲：“言荊是指巴人初自荊楚而來也①。”公元前316年，秦並巴蜀，“乃移秦民萬家實之”（《華陽國志·蜀志》），改變了蜀國“人萌椎髻左衽，不曉文字，未有禮樂”（《蜀王本記》）的狀況，蜀“民始能秦言”，逐漸融入到中央集權的統一文化之中。

兩漢時期，蜀地殷富，中原移民“就食蜀漢”（《漢書·食貨志》）的情況一直存在。漢武帝開發西南夷，巴蜀成為中原移民進入西南少數民族地區的要地，一方面中央集權大一統文化在蜀地紮根，巴蜀文化成為西南地區文化中心，留下了漢代畫像磚、石影象百科全書；另一方面巴蜀文化也承載著漢民族文化和少數民族文化融合之大任。巴蜀文化在多民族文化的交流中，快速發展，繁榮昌盛。

東漢末至三國南北朝時期，戰爭不斷，巴蜀成為移民投足之地。“南陽”、“三輔”流民西遷巴蜀，劉備入蜀建蜀漢政權，集各籍高官、學者入蜀，此後陳壽《三國志》，奠定了流傳至今“三國文化”的興起和發展。西晉隴西六郡流民入蜀、成漢巴蜀大姓流徙荊湘，再次促成陝西、兩湖地區與巴蜀文化的融合。宗教的傳播，也是形成巴蜀移民文化多元性的一個原因，張陵在大邑鶴鳴山創五斗米道，北傳中原；最早的佛教影象，在樂山東漢晚期摩崖石刻上留下珍跡，不論是道教出川還是佛教的入川，都在巴蜀地區得到熔鍊。四川出土不少東漢晚期和三國蜀漢時期的佛像和文物，如成都萬佛寺廢址出土南朝佛教石刻造像，都是中國早期佛教文化的珍品。在北方中原石窟塑像的影響下，四川於北魏晚期開始鑿造石窟，唐宋時期達到極盛，延續到元、明、清至民國仍有餘緒，長達1400年，留下不少珍品，令人歎為觀止。

隋唐五代時期，每遇天災、戰亂，都有大批中原移民避難入蜀，安史之亂時期，黃河流域移民大批南遷，不少人避難入蜀，連唐玄宗都親帶1300官宦逃蜀；藩鎮割據時期和唐末戰亂，再次造成大規模北方移民入川，唐僖宗亦來蜀避難。許多遷蜀官宦、文人在蜀定居，傳續後代。五代時期，北方人氏王建和孟知祥先後在川任官，由於四川經濟發展、社會安定，不少北方官員和百姓入川投靠，先後建立前蜀（907）和後蜀（934）政權。

這一時期，大規模的北方移民入川，有些人士定居下來，使巴蜀地區再一次成為中華文化的中心。文學上，以陳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為代表的詩派，均在巴蜀留下佳作；數十位著名作家來到四川，詩名遠揚；五代時期，創“花間派”詞的18位作家中，韋莊等人均為移民入川，《花間詞》以四川和外省的民間小曲為詞牌，填詞唱曲，不僅開創了新的文體，更重要的是這種文學與音樂的結合、文人創作與民間藝術的結合，說唱藝術諸宮調的產生，以至於明清時期戲曲藝術的出現，都以曲牌填詞為基礎，因此，“花間詞”派的出現，在巴蜀地區移民文化發展史上，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前蜀王建墓雕刻的２４伎樂石刻影象，是隋唐至五代宮廷樂舞的生動刻畫，它真實地記載了西域文化與中原文化的融合，以及中原文化向巴蜀文化的滲透和傳播。

這一時期，因中原學者入蜀，儒學在巴蜀地區得以廣泛傳播，四川成為儒學教育的一箇中心，一方面是官方辦學堂，修學館；另一方面，一些中原衣冠士族，或者在官辦學堂授課，或者辦私學傳授儒學。後蜀宰相毋昭裔是河中龍門人，他不僅重視儒學教育，還歷時8年，以《開成石經》為藍本，刻《孟蜀石經》，用於學堂。入蜀學者帶來大量書籍，僅“杜天師在蜀”，就“集道書三千卷，儒書八千卷”②。由此可以看出，這一時期中原移民文化對巴蜀教育和學術的發展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恰恰由於四川特殊的地理位置，才使得唐代兩朝皇帝入蜀避難，使四川成為中央之外的又一個文化中心。

這一時期，宗教文化的傳播，隨著僧人、道士，遊歷於省際之間，有些定居下來成為移民，促進了文化的交流和統一。宗教文化在傳教行為不間斷的發展過程中，在巴蜀文化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記。西天取經的高僧玄奘法師也曾在唐初入蜀，在廣元淨土寺修行４年後又北上長安，終為唐代佛教文化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四川的石刻大佛和石窟造像，在全國也處於前列。張陵之孫張魯帶著“五斗米道”出川北上中原後，擴大發展，成為中國本土宗教道教的源頭，至今，四川仍然是中國道教文化的重要基地。從魏晉南北朝到清代，四川寺廟、道觀等建築以及石窟藝術、塑像、音樂等表現宗教文化題材的藝術得以快速發展。儒、釋、道三教的融合，也體現出中國移民文化的一種影響和特點。

兩宋時期巴蜀文化續前發展，在文化各個領域都有新的成就，特別是在史學、文學和藝術領域，對中國文化的發展又有不少新的建樹。正如近世歷史學家劉鹹昕所言：“宋一代之史學實在蜀，此當就六朝以來南北文化論之，蓋自永嘉南渡，文風南盛而北衰。唐以科舉取士，又重門閥，不重鄉貫，士多以官為家，始聚於北。五代之亂，北緯兵躪，惟吳、蜀二方多收文士，北宋資之以開一代之文，歐、曾、王、蘇其著也。宋復南遷，得有吳、蜀，掌故文獻，蜀人儲存之力為多”③。蘇軾開創豪放派詞，傳遍大江南北；黃庭堅、陸游、范成大流寓或宦遊四川多年，後又出川，留下膾炙人口的佳作。繪畫藝術，自五代時期西蜀和南唐成為全國兩個繪畫中心，唐代畫家移民入蜀，又有新的發展；以大足石刻為代表石窟藝術達到高峰，與北方石窟藝術漸趨衰落形成鮮明對比，其中移民對文化的影響是一個重要原因。

宋代四川民間藝術的發展，適應都市經濟的興起和市民階層的需求，興盛一時，在中國民間說唱藝術發展史上，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成都等地遊賞之風盛行，“瓦肆”、“勾欄”興起，形成南北民間藝術交匯、百花爭豔的局面。許多新的藝術形式由民間藝人創作，開啟了我國西南地區說唱藝術的先河，也留下了我國宋雜劇、元諸宮調等新起藝術的珍貴資料，廣元宋墓出土大麴、三絃、唱賺、路歧人等藝術影象，正是歷史的的見證。南宋遂寧人王灼在成都碧雞坊妙勝院用４年（1145－1149）完成《碧雞漫志》五卷，首述古初至唐宋聲歌遞變之由，對南北詞派、南北音樂、南北歌曲的演變、交流、風格以及北宋民間藝人張山人、孔三傳等活動和首創諸宮調等藝術形式的史實等收羅比較並詳細記載，反映出宋代以前我國移民文化對文學藝術的影響。兩宋時期，南北藝術的交流和融合，主要通過文人和民間藝人的遷徙實現，也更加直接地反映了宋元時期，移民所帶來的藝術流變，表現出宮廷藝術向民間藝術轉化，文人創作與民間藝術結合的趨勢，對我國明清時期戲劇藝術起源和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

南宋後期，蒙古與南宋的戰爭從四川利州路開始打響，延續了近半個世紀，四川遭到瘋狂掠奪，人口急劇減少，“蜀人受禍慘甚，死傷殆盡，千百不存一”④。從戰事開始就有不少文人學士外遷，一直到南宋被滅，倖存者仍往外遷，主要遷徙地在川渝東南各省的湖南、湖北、江蘇、江西、福建、廣西等地，這是歷史上最苦難、規模最大的巴蜀移民。巴蜀文化在本土遭到空前毀滅，卻在江南各地廣泛傳播，出川的文人，把中原正統文化的精髓帶到東南地區，“元兵略蜀，蜀士南遷於浙，浙人得此則成文獻之府庫，江南文風大盛，蜀反如鄙人矣”⑤。元代四川文化因戰爭受到嚴重衝擊，尚有虞集《道園學古錄》傳世。

宋元時期移民對巴蜀文化的影響，一方面繼續著秦漢以來，北方移民不斷進入巴蜀，帶來先進的中原文化。到了南宋末，又伴隨著巴蜀移民大量流入東南，把中原文化再次南傳到東南地區，中原傳統文化經巴蜀入東南地區，實現了一次比較大規模的南遷和滲透。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是，北宋末期金兵侵略中原，造成大量移民入川后，長期居住下來，代代相傳，四川利州路的北部川陝、川甘、川豫接壤處，成為北方移民最為集中的地方，保留了北方文化藝術的特色。如《輿地紀勝》卷184《亭武忠》記廣元一帶，“城南純帶巴音，城北雜以秦語。”這一地區還保留了一些北方民歌和曲種，有些藝術形式在北方卻消失了。

明清時期湖廣填四川的大移民運動，導致四川文化發生了一次比較大的變遷，古老的巴蜀文化逐漸沉澱在歷史的長河中，一場新的文化轉型和重構，在古老文化的土壤上播種、生根、發芽、結果，延續下來，直到今天。

二、移民與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和積澱性
　　各地文人、學者、藝人移民巴蜀，帶來先進文化和文化精髓，逐漸形成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和積澱性特徵。文人學者移民巴蜀，主要來自兩方面原因：一是戰爭和災難造成局勢混亂，而巴蜀偏於一隅的地理位置，使它成為天然避風港，文人學者自發移民巴蜀。二是中國歷史上由中央政府主導的幾次大的移民運動，文人學者跟隨赴蜀豪族、官吏入蜀，從管理、教育、文化等巨集觀層面，豐富了巴蜀文化。重大移民運動一般發生在政權轉換的重要時期，移民帶來的先進文化或文化精髓，在巴蜀地區積澱下來，各種地域文化也在這種相對集中的環境中得以交流和融合，由此形成巴蜀文化具有包容性和積澱性的顯著特徵。

移民對巴蜀文化的包容性形成的影響，從歷史上，秦代將六國貴族大戶遷徙巴蜀，使巴蜀文化很快融入中原文化，並廣泛吸收各地文化，造就了漢代巴蜀文化發展的一個高峰期。唐代玄宗、僖宗避難入蜀，隨從文人學者入蜀，儒學在四川得到快速發展，成就了巴蜀文化藝術發展的又一次高峰，一直延續到兩宋時期。南宋末期，巴蜀文化向東南地區的傳播，實際上起到了傳播先進的中原文化和儒學為代表的中央集權政治文化的作用。少數民族文化在巴蜀地區的傳播和積澱，不僅擴大了巴蜀文化的含量，而且促進了漢文化與少數民族文化的融合。

舉藝術為例，四川出土漢代畫像磚石藝術，留下了中原經學、考績、建築、音樂、舞蹈在巴蜀地區的印記。隋唐五代時期，中原許多畫家流寓四川，玄宗年間，詩聖吳道子兩次入川，把嘉陵江三百里山水風光，畫在大同殿內壁上，開創山水畫派。隨唐僖宗入蜀留居四川的畫家就有呂曉、孫位竹虔、騰昌佑、張詢等多人，致使“益州多名畫，富視他郡”⑤“舉天下之言唐畫者，莫如成都之多”⑥。唐代說唱變文故事最早出現在四川，佛教文化的傳播與本土藝術的融合，直接催生了中國曲藝藝術之誕生。明清時期川劇藝術五大聲腔的形成，更顯露出多種地域文化的融合特點。

移民對巴蜀文化積澱性特徵形成的影響，在考古藝術中留下了蹤跡。每當社會發生動盪，戰爭和災難爆發之時地域文化幾乎都會面臨毀滅的危險。地域文化中最精華的那一部分，卻常常隨著官宦、文人、學者移民外流，往往展轉流傳到遠離戰禍的四川，沉積下來。比如晚商———商周之際三星堆———金沙文化，戰國“鐘磬之樂”嵌錯銅壺雕刻，漢代畫像磚、石影象，三國文化遺蹟，唐代古琴，前蜀王建墓2伎樂石刻，宋代雜劇、勾欄表演石刻，明清時期大量戲劇故事石刻，以及建築、書法、繪畫等，每個歷史時期的藝術精品，都積澱在巴蜀文化深厚的土壤中，幾乎沒有斷層，許多是稀世珍品，彌足珍貴。

移民文化對巴蜀文化的深刻影響，還表現在多民族文化藝術並存，形成百花爭豔、奼紫嫣紅的格局，此不贅述。

綜合歷史上移民文化對巴蜀文化鮮明地域文化特徵的影響，我們可以看出，巴蜀文化的開放性，促進了巴蜀多元文化並存和發展；而巴蜀地區多元文化的積澱，又使巴蜀文化承載著歷史的記憶，為民族為社會留下了珍貴的文化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