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中國的鄉村是民族文化的蓄水池，涵養著整個國家的文化。這種涵養之功主要通過三種方式實現。
傳統繪畫中的祭祀場景
第一是私塾學堂。通過講習儒家經典傳授做人之道。相比較而言，私塾先生在傳統中國所起的作用，要遠大於牧師在西方社會所起的作用。中國傳統社會有兩個重要階層，一個是國家文官階層，也就是士大夫階層，另一個是鄉紳階層也就是承擔民間自治的階層。這兩個階層擔負著整個國家的治理責任。而它們就是由不起眼的私塾先生們培養起來的。近代以來私塾被強制取締，留下了一個巨大的文化真空，由誰來教導農村人做人，誰來教給普通人最基本的人生觀價值觀?這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
第二是宗族祠堂。祠堂是傳統中國最為普及的教化和信仰場所，裡面擺放著列祖列宗的牌位，供人們四時祭祀。它是慎終追遠的教化場所，也是儒家教化的根本所繫，傳統中國人的一切人生禮儀，像冠禮、婚禮、喪禮、祭禮都是以祠堂為中心來進行的。祠堂是傳統儒家教化的靈魂所繫，是儒家文化的根。
第三是民間道堂。傳統中國幾乎所有的村莊都有像土地廟、關帝廟等民間道堂，還有一些與儒釋道三教相關的民間信仰場所。這些場所對於學堂和祠堂是很好的補充，如果說學堂和祠堂教導了做人之道，道堂則回答了死後的去向這一終極關懷問題。
這三種方式與宗法社會形態密切結合在一起。祠堂不用說，私塾也多為家族所設。隨著中國由農業文明進入工業文明，由熟人社會進入陌生人社會，恢復這種宗族性的傳統鄉村文化形態於當代，既沒有可能，也不合時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鄉土文明的重建需要提升公共性，通過三堂合一，將講學、祭祖和地方性的神靈祭祀集合為一個公共文化空間，使傳統三堂的文化功能加以整合提升，成為具有現代性的鄉村和社群教化中心，完成社會基層道德教化體系的重構。
首先是建立鄉村社群儒學講堂，替代傳統私塾的教化作用。儒學講堂是一種定期化和常規性的講堂，有儒學志願講師給村民或者社群居民授課，每半個月講課一次，主要講解《弟子規》《孝經》《三字經》等基本儒家經典，以通俗易懂和生動活潑的形式向民眾傳播儒家做人之道，同時也教給村民一些人生禮儀和孝道歌曲，它還是村裡的留守老人聚會和交流的文化場所。只要持之以恆，儒學講堂會收到良好的教化效果，是在基層傳播傳統文化的良好載體。
其次是建立多姓氏的、具有更高公共理性和包容性的公共祠堂，作為當代人的慎終追遠之地。所有公共祠堂都設立中華文化人文始祖軒轅黃帝的牌位進行公祭，同時設有趙錢孫李各個姓氏的祖先牌位，供各姓氏祭祖時使用。在鄉村公共祠堂中，各個姓氏擺放祖先牌位的神櫃分列大堂兩側，正堂的主神龕平日空缺，哪一家祭祖時可以使用主神龕。這就將民族始祖的祭祀與各個姓氏家族的祖先祭祀相結合，在接續傳統姓氏祭祖禮儀的同時，提升了祠堂的公共性，也促進了不同民族與不同姓氏的交流和友誼，更能體現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根枝相連、血脈相通的同胞情誼。同時，鄉村與社群公共祠堂的建立，將使得儒家最為重視的祭禮得以恢復，也為其他重要人生禮儀的實施創造了空間條件，對於重建鄉村與社群禮樂重建具有重要意義。
最後，在閩南、皖南和廣東等一些傳統文化保留較好的地區，鄉村社群儒學講堂也可以和民間信仰相結合，這些民間信仰根植於中華傳統文化，具有數千年的歷史，比如土地崇拜起源於殷商時期的社神，與天地崇拜密切相關;關公崇拜則是尊崇儒家忠義之道。這些源遠流長的民間信仰對於民眾的精神安頓和心靈健康具有重要意義。
新形式的三堂合一，旨在整合與替代傳統中國鄉村與社群中的學堂、祠堂和道堂的功能，提升它們的公共性，使之與現代社會相銜接，共同擔負起社群教化的職責，使得傳統文化在基層的傳承獲得現實的載體。鄉村和社群的民眾，將因此能夠再一次從聖賢、祖先那裡汲取智慧和力量，填補鄉村與社群的焦化空白，有望成為中華文明中的千年工程，對於基層社會的文化復興和道德重建具有重要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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