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著悠悠上下五千年的悠久歷史，在這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沉澱了許許多多優秀的文化，每一種文化都是不可多得文化珍品，這些文化正是中華民族文化進步的表現。河洛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你對河洛文化了解多少？下面，我們一起來看看吧。
河洛文化起源：
河洛文化是中國文化的重要源泉之一，是指產生在河洛地區的區域性文化，是中華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陽盆地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開封，南至汝穎，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
簡介：
河洛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源頭之一，是指起源於河洛地區的區域性文化，是中華民族主流文化。河洛文化以洛陽為中心，西至潼關、華陰，東至滎陽、開封，南至汝穎，北跨黃河至晉南、濟源一帶。在古代雄踞於中原，為“天下之中”（《史記·周本記》），即所謂“中國”（西周何尊銘文），是古代中國東西南北的交通中樞，地理位置十分優越。
關於“河洛文化”一詞，漢夫著《河洛文化史綱》概述較為明確和翔實。
歷史依據
華夏文明的主體是黃河文明，黃河文明的中心在中原地區，黃河文明的核心在河洛文化圈內。河洛文化最大的特點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都文化連綿不斷。黃河文明形成期的五帝邦國時代，黃帝都有熊，顓頊都帝丘，堯都平陽，舜都蒲阪；黃河文明發展期的夏商周王國時代，夏都陽城、陽翟、斟鄩、老丘，商都亳、隞、相、殷，周都豐鎬、洛邑；黃河文明興盛期的帝國時代，西漢至北宋一直建都在西安、洛陽和開封。上述都城均在河洛文化圈內，幾千年的建都歷史，形成了具有極大影響的國都文化。這是河洛文化最突出的特點。第二，樹大根深的根文化是河洛文化又一特點，有許多文明源頭都在這一地區。如最早出現的國家在這裡，由於歷史上各種原因，中原人口大量向四方播遷，甚至播遷到海外。據姓氏專家研究，中國一百大姓中有七十多姓的祖根或一支祖根源於中原。民族基因。善於吸收、包融、開放、凝聚的民族個性，在河洛文化中都有充分的體現，但最突出的還是大一統的民族基因，從邦國、王國到帝國的幾千年中，人們為維護國家的統一強大，反對分裂，一直進行著不懈的鬥爭，並且取得了輝煌的成就。這一優秀的傳統現已成為整個中華民族堅如磐石的凝聚力和靈魂。
河洛地區的夏商王國是中國古代歷史上的早期王國。在同時期的當今中國範圍之內，各地沒有比夏商王國對以後中國古代歷史發展影響更大、更為重要的王國。尋找直接產生夏商王國文明的考古學文化，是實施中國古代文明“探源工程”的關鍵。田野考古揭示，河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就是夏文化的母體文化。
學術界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研究中，由於遼西紅山文化、江浙等地良渚文化的考古新發現，一種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多地區、“多元”學說比較流行，而河洛地區在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關鍵性作用卻被忽視。我認為，考古學文化與古代文明在學術概念上不是等同的，不能因各地考古學文化的不同就推匯出古代文明起源與形成的“多元”。有的考古學文化的發展反映出從史前向“文明”的過渡，甚至從中還能看到文明的形成、國家的出現，但大多數考古學文化則是伴隨著社會歷史的“文明化”程序發展，被先進的考古學文化所“同化”、“融化”，也有極少數考古學文化的發展趨於“石化”，近代的民族學資料可以提供這方面的許多生動例證。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的歷史道路，也基本上遵循著上述歷史發展過程。
在中國古代歷史的“文明化”過程中，在不同地區的不同考古學文化社會群體，基本在相同時期或稍有先後進入“文明”時代，形成“萬邦”、“萬國”的局面。但是這些“萬邦”、“萬國”，是否即真正具有科學意義上的、數以“萬”計的“國家”，這還是個需要進一步研究的重大學術課題。作為科學常識而言，這些“萬邦”、“萬國”對以夏商王國為代表的華夏文明的影響不可能是等同的，進而言之，即使當時的“萬邦”、“萬國”文化對河洛地區的夏文化產生影響，形成於河洛地區的夏文化及華夏文明也不可能是河洛地區以外的“文明”所造就的。這是因為，不斷髮現的考古新資料說明，夏文化產生於河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也就是說夏文化基本上是河洛地區“土生土長”的考古學文化。我們承認紅山文化、良渚文化都對同時期及其後的中原地區、河洛地區考古學文化的發展產生過程度不同的作用，但是河洛地區古代文明的形成與早期發展的源頭，只能是河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而不是紅山文化或良渚文化，更不是中原地區以外的其它考古學文化。因此，我們以為，從探索中國古代文明形成源頭來說，夏文化直接淵源於河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從對夏王朝以後的中國古代歷史發展而言，河洛地區的河南龍山文化、夏文化是孕育華夏文明、中華民族文化、漢文化的核心文化。
早期文化
河洛文化，顧名思義，是指存在於黃河中游洛河流域，以伊洛盆地（亦稱為洛陽盆地或洛陽平原）為中心的區域性古代文化。由於該地區在我國曆史上十三朝古都的歷史地位，所以自古夏代開始，河洛文化長期是我國古代歷史上久負盛名的京都文化、王畿文化，是我國5000年華夏文明的源泉與主脈。
黃河中游的洛河，發源於陝西省洛南縣洛源鄉木岔溝，先後流經河南省盧氏縣、洛寧縣、宜陽縣、洛陽市區，在洛陽市區瞿家屯、下園分別與澗河、瀍河相會後繼續東流，在偃師市楊樹村與伊河匯流後經鞏義市神堤注入黃河，全長410.1公里。伊河，發源於河南欒川縣陶灣鄉三合村悶頓嶺，先後流經嵩縣、伊川縣、洛陽區、偃師市注入洛河，全長268公里。洛河支流繁多，除伊河外，在河南省境內長度在3公里以上的有105條，其中10公里以上的有61條，流域面積在100平方公里以上的有24條。這些支流南北錯開，均勻注入，為其下游流經的伊洛盆地提供了豐足的水量和優越的生態環境。
根據古環境學的研究，在距今大約8500-3000年之間，在地球上最後一個冰期結束之後，出現了世界性氣候回暖，稱為“全球世溫暖期”2。1972年，我國著名學者竺可楨先生在研究中國近5000年氣候變遷時就指出：“在近5000年中最初2000年，即從仰韶文化到安陽殷墟，大部分時間的年平均溫度高於現在2℃左右，一月份溫度大約比現在高3℃-5℃。”3當時黃河中游的河洛地區溫暖溼潤，洛陽皁角樹遺址考古發掘所獲的古環境資料表明，約距今4000-3600年，河洛地區降水量近1000毫米，以其疏鬆易耕而富含肥力的黃土，充足的日照，以及全新世溫暖期所帶來的適宜農作物生長的溫溼度等氣候條件，成為我國農業起源與發展的中心區域。在洛陽皁角樹、二里頭文化遺址中，發現粟、黍、大豆、小麥、稻等農作物籽實，說明在距今4000年前的夏代已經栽培多種農作物5。河洛地區先進的農業，發達的手工業，為我國第一個奴隸制國家政權—夏國的建立，亦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照實的經濟基礎。
二里頭文化有發達的經濟。根據考古資料，當時的農業雖然使用的木耒、石斧、石鏟、骨鏟、穿也石刀、陶刀、石鐮、蚌鐮等傳統的原始工具，但種植的黍、粟、大豆、小麥、稻等農作物，與《周禮·職方氏》鄭玄注中的“五穀”即“黍、稷、菽、麥、稻相符，說明夏代河洛地區已是文獻所說的“五穀豐登”。當時的畜牧業亦屬發達，據洛陽皁角樹遺址提供的鑑定資料，豬、牛、狗都屬家畜，其數量佔鑑定動物總數的52%，依據這個比例可以推測當時人們肉食以家畜為主要來源6。洛陽皁角樹遺址中出土的鯉魚、蚌、鱉、雞、鼠、兔、豬獾、梅花鹿、小型鹿科動物骨骸以及骨鏃、刮削器，二里頭遺址出土多種漁獵工具，如骨鏃、陶彈丸、蚌鏃、骨魚鉤、蚌魚鉤、銅魚鉤、骨魚鏢、陶網墜和骨網墜等等7。都說明當時人們經常捕捉野生動物以補充食物不足，採集和狩獵依然還是重要的輔助經濟。
二里頭作為夏代都城，有許多門類的王室手工業。依據考古發掘資料，可以確認的有青銅冶鑄業、製陶業、制玉（石）業、制骨業、制與髹漆業、制車業、紡織業、釀酒業等且都非常發達、現依據《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一書所歸納的考古資料略舉二三，予以論述8。
在二里頭遺址的南部發現銅渣、熔爐碎塊、陶範等青銅冶鑄作坊的遺物。其中在遺址東南部的冶鑄作坊遺址，估計面積近萬平方米，經發掘發現了由幾座東西向的長方形建築，南北排列組成青銅器澆鑄現場，在其工作面上發現紅燒土硬麵、銅液潑撒形成的銅渣層和散落在地的熔爐碎片、銅渣、小銅塊等遺物。在遺址範圍內還發現被推測為燒（烘）陶範的窯和可能用於預熱陶範的房子。在遺址內發現大量與青銅器冶鑄有關的遺物，如陶範、石範、熔爐碎片、銅渣、銅礦石（孔雀石）、木炭和小件銅器。出土陶範，多為破碎外範，均系細泥製作經培燒濤工藝，如澆鑄工藝，如澆鑄一件銅爵需用外範5塊，一件銅盉需用外範7塊以上，一件銅斝至少需要12塊外範等等。此外根據二里頭出土銅器成分的測定資料，當時鑄造的青銅器主要是銅、錫合金（鉛佔微量），也有銅、鉛合金（錫佔微量）和銅、錫、鉛三元合金。
二里頭遺址的制玉產品，主要有刀、璋、鉞、圭、戈、柄形飾、鈴舌、鏃、鏟、鑿、環、鐲、紡輪、墜飾等玉器和綠松石質料的墜飾、串珠和鑲嵌物。據專家研究認為，當時的玉工不僅善於製造長度可達40-60釐米大型的禮器，如玉刀、玉璋、玉戈等，還發明瞭先進的工具，用旋轉的“砣子”來雕刻玉器上的花紋，其紋樣線條筆直，非常規整。此外，他們還運用高超的鑲嵌技術，在玉器或銅器上鑲嵌綠松石。如1987年VI區M57出土的獸形銅牌飾，出土時綠松石片還懸空鑲嵌在銅牌上，完整地保持原來的圖案，鑲嵌工藝可謂精美絕倫。
古代文獻記載夏代以絲綢為衣飾，如《管子·輕重篇》說：“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者。”在二里頭遺址裡發現麻和絲製品一般都附著在玉戈、玉刀、銅鈴、銅表面。據觀測，麻製品，麻製品每平方釐米經緯線各8根或各10根；絲製品每平方釐米的
經緯線為32-36根，最細的可織到50X50根。專家認為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紡織品以平紋為主，個別織物是斜紋，似是“絞經”。
洛陽四周環山，地勢險要。它揹負邙山，南眺龍門，左控函谷，右握虎牢。猶如東漢傅毅《東都賦》所描述的：“被崑崙之洪流，據伊洛之雙川，狹成皋之嚴陰，扶二崤之崇山。”在當時人們所知道的地理概念中，洛陽地處崤（崤山）函（函谷關）古道，為東西之中；位黃河、淮河之間的交通要衝，居南北之中。夏人背過黃河可到河北平原和唐堯汾河谷地，南經伊闕、軒轅關可下南陽以致三苗江漢平原，西過崤山、函谷送可通后稷關中盆地和甘青地區，東出虎牢關可抵東夷江淮平原乃至太湖流域。洛陽居中央而應四方，可謂“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史記·周本紀》）。陝西寶雞出土的西周亦正是古代文獻所記載的“帝王所都為中，故曰中國”（裴駰《史記集解》）。正因為此，洛陽作為王朝理想的建都之地，夏代為之都，商、周襲之，以至於“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史記·封神書》）。中國曆代王朝“言必稱三代”，一直被封建帝王視為古之聖人明君，今之為君者的楷模。由此，洛陽為“三代之居”，“天下之中”的理念，“崤函有帝皇之宅，河洛之王者之裡”（左思《三都賦》）的思想，一直在封建社會延續，根深蒂固，成為後世諸多王朝定都的主要根由。“自古河洛帝王洲”。從夏代開始，洛陽先後有夏、商、西周、東周、東漢、曹魏、西晉、北魏、隋、唐（含武周）、後梁、後唐、後晉13個朝代在這裡建都，建都歷史累計1500餘年，是我國建都時間最早、最長，建都王朝最多的城市。在我國5000年文明史中，大約近三分之一的時期，洛陽是國政治、經濟、文化、交通的中心。其歷史地位猶如宋代史學家司馬光所說的：“若問古今興廢事，請君只看洛陽城。”
這種洛陽居“天下之中”的地理優勢，“河山控戴，形勝甲天下”（《讀史方輿紀要·河南府》）的居險制險的戰略地位，以及洛陽自夏代以來繁榮的社會經濟和建都1500年的歷史，賦予河洛文化豐富的文化內涵，賦予它中國古代正統文化的歷史地位。應該認為，這就是河洛陽文化形成和發展的自然條件、經濟基礎以及歷史淵源。統河洛文化發展史，我們以為，夏商周三代是河洛文化的早期，並對爾後的河洛文化的發展產生巨大影響。
夏代
第一階段
夏代是早期河洛文化的第一階段，在這時，河洛文化的內涵就是夏文化，二里頭遺址就是當時河洛文化的核心載體。
考古研究表明，在距今約5000-3500年期間，生活在中原地區，具體地講生活在河南省中、西部地區的先民們，創造了被稱為是仰韶文化、廟底溝二期文化、王灣三期文化、新砦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考古學文化。這幾種文化在考古學地層上先後疊壓，在文化內涵上一脈相承。這些考古學文化主要分佈在嵩山南北，集中在黃河及其支流伊河、洛河，淮河支流汝河、潁河的中上游。根據考古研究成果，當時我國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可以分為既同時並存又相互影響的6個文化區：中原文化區、山東文化區、燕遼文化區、甘青文化區、長江中游文化區和江浙文化區9。中原文化區位居中央，與四鄰的5個文化區密切聯絡，其地域優勢使它汲取四鄰文化精粹，迅速發展自身文化，在諸區域文化中起著核心、主導作用，最終率先跨入文明社會。這個研究成果與文獻記載是吻合的，根據古代文獻記載，在距今5000-3500年期間，該區域就是古代傳說中的黃帝及其後裔與夏族活動的中心區域。根據文獻記載，夏代建國之初禹都陽城、陽翟，啟都夏邑，地域在穎河上游的現鄭州市所轄的登封、新密、禹州一帶，距洛陽僅百里之遙。啟子太康繼位，就把都城遷到斟X，以後的夏桀也定都斟X，如《竹書紀年》：“太康居斟X，羿亦居之，桀又居之。”《史記·孫子吳起列傳》記載了戰國時期軍事家吳起對魏文侯說的一段話：“夏桀之居，左河濟，右泰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在這裡，“河濟”指濟水入黃河處，在今滎陽以北；“泰華”即華山，今陝西華陰縣；“伊闕”為洛陽南的分水闕口；“羊腸”指黃河北岸太行山上的崎嶇羊腸小道；“夏桀之居”的地理位置無疑就是洛陽，就是伊洛盆地。
1959年四五月份，著名考古學家徐旭先生率領的中國科學院考古所考古隊在河南省西部進行以探索夏文化為目的的考古調查，在今洛陽偃師二里頭村發現了一處大型遺址，命名為“二里頭遺址
根據考古發掘，結合文獻資料，確認生活在嵩山南北的伊、洛汝、穎河流域的河南龍山晚期文化和二里頭文化就是歷史上的夏文化。根據《竹書紀年》記載，夏代“自禹到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夏商周斷代工程將夏紀年估定為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二里頭文化的年代範圍推定為公元前19世紀中葉至前16世紀中葉，約300年。
夏代是我國第一奴隸制國家，奴隸制經濟的繁榮為國家的強盛發展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在伊洛盆地已發現二里頭文化遺址50餘處，形成了以都城為中心，村落星羅棋佈的聚落群。在二里頭都城遺址內，中部是宮城，宮城北面和西北一帶是祭祀區，中型建築基址主要分佈在宮城的東北與西北，小型建築基址則分散在宮城以外的四周。都城與村落，王室、貴族、平民與奴隸，階級分化、等級森嚴，這就構成了夏代的王畿社會。
在二里頭遺址的中部是宮城，宮城呈長方形，四周圍以夯土城牆。東、西、南、北城牆復原長度分別為378米、359米、295米、292米，面積約10.8萬平方米。宮牆牆體上寬1.8-2.3米，底寬可達3米。東牆上發現宮門2處。宮牆外均發現平行於城牆的大道，如東牆外的大道已探出近700米，寬度可達20米。宮牆內分佈著數十座夯土基址，已探明的有34座。一般的長寬為40-50米，最大的長、寬各100米，最小的僅20-30米10。其中最大的兩座宮殿（宗廟）基址已經發掘。
1號宮殿基址是一座大型夯土臺基，形狀略呈正方形，方向352度。臺基高出當時地面0.8米，東西、南北長寬各約100米，總面積達9585平方米。臺基夯土純淨，夯印密集，質地堅硬。臺基之上建有主體殿堂，南面大門，四周迴廊。長方形主體殿堂建築位於臺基中部偏北處，夯土殿基高出臺基面0.1-0.2米，東西長36米，南北寬25米，面積為900平方米。殿堂由木骨牆築成宮室，根據殿基柱洞儲存情況推測，宮室面闊8間，進深3間，應為四面坡頂重簷式建築，也就是《周禮·考工記》所記載的“四阿重屋”。主殿之南為寬敞的庭院，與主殿建築正南相對的宮殿正門位於臺基南端，門道下有長方形的夯土基座，東西長28米，南北寬約13米。門道基座上3個門道，在門道間建有塾房，3個門道上都還保留有厚0.1釐米、寬3米左右的南北向的路土。路土一直向南延伸形成一片開闊呈緩坡狀路土面，無疑是出入宮殿建築的大道。環繞臺基四周設圍牆、迴廊，迴廊為廊廡式建築，西宮牆內側寬6米，北、東、南宮牆內、外側各寬3米。在北圍牆東部和東圍牆北部各有一道缺口，為宮殿的東、北側門，寬2.9米。整個宮殿建築形成以殿堂為中心，門廳、廊廡為屏障的建築群。佈局合理，結構嚴謹，規模巨集偉，它已經完全具備我國帝王宮殿建築的規模和特徵11。
2號宮殿基址被認為是王室宗廟建築基址。基址為南北長72.8米，東西寬57.5-58米，方向354度的長方形夯土臺基，總面積約4000平方米，是由一座大墓、一座主體殿堂、東南西三面的廊廡和四面圍牆、南面的門廳及庭院組成的一座完整的宮殿建築。主體殿堂位於臺基的中間偏北處，其基址呈長方形，東西長約33米，南北寬約12.5米；殿堂由木骨牆築宮窒，面闊3間。宮室四周置有迴廊。主體殿堂之南為寬敞庭院，正南為大門。大門建築為面闊3間的小型屋室，左右二室呈方形，為塾房，中室較寬，為出入宮殿的主要通道。臺基四周築有宮牆。東、西兩宮牆內側築有迴廊，廊長各約60米，寬約5米；南宮牆兩側均築迴廊，廊寬均在3米左右；北宮牆呂段內側築有長約3米、寬約2.5米的短廊式建築。在2號宮殿的主體之北與北宮牆之間，整個宮殿建築群的中軸線約5.3米、寬約4.3米，底部長1.85米、寬1.3米。墓葬早期被盜，未見隨葬品及人骨12。
在二里頭遺址宮城北側的東西二三百米範圍內，發現東西方向排成一線的建築基址群，建築基址或為圓形，或為長方形。平面呈圓形者，直徑在5米以內，高出地表，其上佈列一圈或二圈圓形“土墩”，四周平整乾淨，上下都發現路土；平面呈長方形者為半地穴式，可分小型和大型，或長寬各數米，或長達二三十米，在淺穴內鋪墊層層淨土，並有路土面和燒土面。在這些或圓形或長方形建築物的附近往往發現一座或數座排列整齊的墓葬，隨葬銅器、玉器、漆器和精美陶器或硃砂。有學者根據《禮記·祭法》鄭玄注“封土曰壇，除地曰土單”的記載，認為地面上的圓形建築是“壇”，半地穴式的長方形建築是“土單”之類的祭祀建築遺存13。
《左傳》莊公二十八年記載，“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禮記·祭法》“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桃、壇、土單、而祭之”。宮城的發現，宮殿、宗廟、壇、土單的發掘，無疑可以確認二里頭遺址是夏代的都城。
二里頭遺址宗廟、壇、土單的發現，反映了當時人們的“祖先崇拜”；在該遺址發現製作精良、形象逼真的石祖，反映了他們的“生殖崇拜”；該遺址發現的陶龍、陶蟾蜍、陶龜、陶鴞藝術品，陶尊和銅牌上的饕餮紋，即龍或虎的藝術形象等，透露了當時人們的宗教信仰。《夏書》曰：“官佔，惟能蔽志，昆命於元龜。”二里頭遺址出土的卜骨，證實當時社會流行占卜。這一切集中到一點，說明當時人們存在著萬物（包括人類自己）有靈的宗教觀念和迷信行為，自然，其中最首要的是表現對人類祖先崇拜。根據文獻記載，宗廟、壇、土單是我國古代都邑中常見的崇拜祖先的祭祀場所，二里頭遺址出土的的陶鼓形扁壺、漆鼓、銅鈴、石磬、陶壎等，都應該是當時都邑舉行祭祀或其地禮儀活動時使用的樂器14。
文字的發明，是人類由野蠻社會進入文明社會的重要標殷墟甲骨文，被認為是處於定型了的漢字的初期文字，並不是中國最古老的文字，在二里頭遺址出土的陶器上，發現了許多“刻畫符號”，有學者認為，這些“符號”中確實有早期文字，分別表述數字、植物以及自然
景象。如，一（十）、二、三、六、七、八、木、禾、矢、菔、並、墉（或亞？）、山、射、竹（或冉），等等，這些字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均可找到相同或相似的字15。如李學勤先生認為：“我們知道商代是有竹本簡的，但簡的實物迄今未能發現。夏代的情況也許正是這樣，儘管有文字，卻沒有多少能傳留至今。”16
二里頭文化的墓葬佈局，反映出當時是聚族而葬。當時的大型墓，僅發現一座，墓室面積在20平方米以上，由於被盜，隨葬品不詳。當時的中型墓，隨葬品中以陶器最多，其次是玉器、銅器，另外有石器、漆器、骨器，等等。陶器以酒器居多，是以爵為核心的爵、鬹，或爵、盉的基本組合；銅器亦以酒器為多，主要是爵，另有斝、盉和個別銅鼎。除此之外，有銅鈴、鑲綠松石的銅牌飾、銅鉞等；隨葬玉器除柄形飾外還有圭、璋、鉞、戈、戚、刀各種禮儀用器，隨葬漆器主要是觚。在此特別要提出的是，在夏代晚期即二里頭三、四期，隨葬器物群中青銅禮器的出現。二里頭青銅禮器數理少，往往是青銅禮器與其他質料禮器（主要是陶質禮器、漆器）搭配成禮器群，這就是二里頭夏文化禮器制度17。我們必須看到，夏代青銅禮器的出現並以後逐漸取代陶禮器，最終在商周時期形成了以青銅禮器為主體的禮器群。其意義重大在於，以“天子九鼎八簋”為首的青銅禮器，構成了我國青銅時代以王權為核心的奴隸制禮樂制度的物質載體。[1]
商代
第二個階段
約公元前1600年，商湯伐夏，建立商朝。據古代文獻記載，湯滅夏之後都西亳，其地望在河南偃師。如《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湯受命而王，應天變夏作殷號……作宮邑於下洛之陽。”《漢書·地理志》中“河南郡偃師縣”，下班固自注：“屍鄉，殷湯所都。”《尚書·立政》：“三亳阪尹。”孔疏引皇甫謐曰：“三處之地皆名亳……偃師為西亳。”1983年，考古學家在二里頭遺址（夏都斟鄩）西北6公里的洛河北岸一處被稱為“屍鄉溝”的地方，發現了大型商代早期都城遺址，命名為“偃師商城”。
人生運勢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