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是多元化的，各個地方都會有著自己的地方文化，各個民族也會有自己的民族文化，這些文化不是在一朝一夕內形成的，而是在漫長的時間歲月裡漸漸形成的，你對草原文化瞭解多少？下面，我們一起來了解下吧。
簡介
草原文化是一種適應草原自然條件和社會條件而產生的一種文化，千百年來不同民族的人們，包括草原民族本身，都賦予這個文化無盡的浪漫色彩，對其充滿嚮往欣賞之情，甚至為之陶醉。北朝斛律金的一首《敕勒歌》，曾引起古今人們多少無盡的遐想；當代一首牧歌，開啟多少回望草原的心扉。以至“草原”一詞不管在草原民族語言中還是在他民族詞彙中，都蘊涵“田園牧歌”式的文化內涵。如漢語中的“草原”一詞，除了指北方民族的生產生活環境以外，更主要的內涵是指在遼闊天宇下白雲、羊群與悠遠牧歌結合中人與自然高度和諧的美好景象與意境。而在蒙古語中，“草原”一詞一般都是與家鄉一詞連用的，稱為“塔拉努圖克”，一方面表示蒙古人的現實生活家園，而更多指的卻是草原人的精神家園。正如一首草原歌曲唱的那樣：“草原在哪裡?草原在我的心裡，草原在我的夢裡。”
其實草原生活的真實，除了客觀的美好之外，還有生產生活環境的嚴酷，如沙漠的荒涼，冬季的寒冷，蚊蟲的侵擾，生活的寂寞等。對於草原的生產生活環境，特別是生產生活嚴酷的一面，草原民族自身是十分清楚的，其他民族也並非完全不瞭解，但大家在面對這一文化時，卻自覺地迴避了草原文化的另一面，積極參與了對草原文化的審美提純。
草原文化貢獻
草原民族大都逐水草而居，四時遊牧，文字作品難以儲存；歷史上曾經風雲一時的草原民族大都隨歷史演變而不復存在，其口傳的、文字表述的作品也隨之消失，但是，客觀地、歷史地進行分析，草原文學對中華民族文學發展的歷史貢獻仍然是不容忽視的。
草原民族在獨特的生產、生活環境中，創造了大量的民歌、民間故事、傳說等等。《匈奴歌》、《敕勒歌》即是草原民歌的代表。同時，還有體現草原生活特點的祝詞、讚詞，體現薩滿教特色的祭詞、神歌，體現藏傳佛教特點的箴言詩、經跋詩、讚頌詩等。這些文字作品極大地豐富了中華文明的文學表現形式與內容。
首先，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詩為我國在世界史詩領域贏得了應有的地位。
史詩是一個民族形成精神支柱的重要體現。一部英雄史詩，特別是一部鴻篇鉅製的英雄史詩，往往對於民族精神的形成與發展具有廣泛、深遠的影響。德國偉大的哲學家黑格爾認為，一部優秀的英雄史詩是“一個民族精神標本的展覽館”，可以將“處於英雄時代具有原始新鮮活力的全部民族精神都可以表現出來。”（黑格爾：《美學》第三卷下冊，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108頁、131頁）。因此，世界上各個國家都將本國本民族的英雄史詩作為民族精神的象徵。希臘人將擁有史詩《伊利亞特》、《奧德修記》視為至高無尚的光榮；印度人為擁有史詩《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而倍感自豪。然而，西方一些心懷偏見的人長期以來以漢族地區未發現大型英雄史詩為由，斷言中華民族沒有規模巨集偉的英雄史詩，並據以在文化上對中國人進行貶低和排斥。
草原民族的英雄史詩《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的發現從根本上改變這一狀況。格薩爾》原產生於藏族地區，後流傳於蒙古族地區。蒙古族《格薩爾》史詩長達18000行，不僅口頭流傳於蒙古各部，而且形成了各種手抄本、木刻本，對蒙古族文學特別是敘事文學的發展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江格爾》產生於蒙古族衛拉特部，經過不同時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特點的各部落蒙古人的傳唱，形成了具有157部長詩及異文，約19萬行的鴻篇鉅製，成為蒙古民族數百部英雄史詩中最為光輝燦爛的一部長篇英雄史詩。
《瑪納斯》是柯爾克孜族的英雄史詩，流傳至今也有數百年的歷史。全詩共8部，長達20多萬行，從頭至尾唱一遍需要一年多的時間。柯爾克孜人將各個歷史時代的英雄事蹟和對於和平、幸福生活的憧憬與追求，集中到英雄瑪納斯的形象之中，使之成為民族精神的重要組成部分。
值得重視的是，我國的長篇英雄史詩集中於草原地區。在東起黑龍江、西抵天山、南達青藏高原的廣袤地區，集中了我國絕大多數的英雄史詩，形成了中國草原英雄史詩帶。《格薩爾》、《江格爾》、《瑪納斯》是我國英雄史詩的傑出代表，規模恢巨集，篇幅浩大，內容豐富，文化內涵深刻，具有極強的藝術感染力，足以與《伊利亞特》、《奧德修記》、《羅摩衍那》、《摩訶婆羅多》媲美，是中華民族文化寶庫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財富，也是世界史詩寶庫中不可替代的瑰寶。
第二，草原《史記》——《蒙古祕史》，及其他史籍是中華民族極為寶貴歷史文獻。
由於歷史、社會條件的限制，草原民族留下來的史書甚少。民族的歷史大都是以史詩的形式傳唱，或是在中原朝廷的史書中記載。草原民族的史書，首推《蒙古祕史》，以及《蒙古黃金史》、《蒙古源流》等。
《蒙古祕史》不同於英雄史詩，首先是史，系統記載了13世紀中葉以前蒙古黃金家族譜系，特別是成吉思汗統一蒙古各部、建立蒙古汗國的歷史。《蒙古祕史》從蒙古族的起源開始，記述了蒙古民族的形成，關於12～13世紀蒙古社會制度、經濟形態、軍事活動、生活風俗、宗教信仰、思想文化等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留下了當時蒙古高原發生的一系列重大歷史檔案的珍貴史料。成為研究13世紀中葉以前蒙古政治、歷史、軍事、思想、文化的極為珍貴的史籍。同時，《蒙古祕史》又不同於一般的史籍，特別是不同於作為中原漢文化載體的“正史”。《蒙古祕史》具有草原文化的鮮明特點，特別是帶有英雄史詩的斑斕色彩。書中關於蒙古族祖先起源的記載，就是將神話傳說以史詩的風格敘述出來。《蒙古祕史》的敘事風格也是將散文體和韻文體、敘事和抒情相結合，敘事時樸實清晰，詳略適宜，人物生動，對話傳神，其間在矛盾衝突、事件發展的關鍵時刻，則以抒情（往往有大段的詩體語言）的精彩段落濃墨重彩地加以渲染。《蒙古祕史》將神話傳說、英雄史詩、祝詞、讚詞、民歌等諸種傳統的民族文學體裁有機地融合在對歷史的記述之中，創造了歷史文學體裁的新形式。
因此，國內外不少專家認為，《蒙古祕史》“是一部浸透著敘事詩風格，充滿著‘草原氣息’的編年史”。（Б·符拉基米爾佐夫：《蒙古社會制度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0年版），第16頁）“從史學角度看，它是古代蒙古史的三大史料之一，但對成吉思汗時代史實的記載比起其他兩部來最為具體，最為祥備。從文學的角度看，它又是一部堪與漢族的《史記》、《左傳》、《戰國策》相媲美的文學作品，是蒙古文學史上的一個高峰。”（巴雅爾：《〈蒙古祕史〉代前言》，《蒙古祕史》，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88頁）《蒙古祕史》之後，《阿勒坦汗傳》、《白史》、《黃金史綱》、《蒙古黃金史》、《黃史》、《蒙古源流》、《阿薩拉格齊史》、《四衛拉特史》、《準噶爾史概要》等相繼問世，蔚為蒙古民族史學的洋洋大觀。
第三，草原詩人、文學家為中華民族文學的發展做出了重要的貢獻。
較早期的草原民族在發展歷程中，雖然也出現過自己的詩人或民歌作者，但是由於歷史條件的侷限，作品大都散佚，作者也未能為世人所知。如著名的《匈奴歌》、《敕勒歌》，歌雖傳世，但是作者則難以考識，其他的作品也難以尋找。蒙古民族興起朔漠，延續八百餘年而不輟，湧現出一批在中華文學史上光芒熠熠的明星。
有元一代，出現了以薩都刺、乃顏等為代表的一批蒙古族詩人。薩都刺自幼聰敏好學，喜為詩文，後以進士及弟，步入仕途。由於自幼家境貧寒，頗受困頓，對社會下層接觸較多，薩都刺為官之後能關心民生疾苦，清廉正直，頗得百姓稱道。在他的詩文中，既反映了元朝後期民生艱困、民怨沸騰的嚴峻現實，也批判了達官貴人醉生夢死、腐敗墮落的政治黑暗，還抒發了雖有濟世救民之志、卻無補天之力的憤懣與壓抑。薩都刺傳世的詩、詞有800多首，具有較高的思想性和藝術性，被後人譽為“詩史”，其豪邁曠達的詩風也頗受歷代評家的讚揚。
清代是蒙古族文學蓬勃發展的時期，不僅民間故事、民歌大量產生，文人文學、詩歌也出現了新的氣象。《烏巴什洪臺吉傳》、《巴特爾扎布傳》代表了這一時期短篇小說的成就。在民間流傳數百年之久的敘事詩《成吉思汗的兩匹駿馬》、《征服三百泰亦赤兀惕人的故事》、《箭筒士阿爾嗄孫的傳說》、《孤兒舌戰成吉思汗九卿》、《額爾古勒岱》、《察哈爾八旗》、《恩都嚕勒汗的故事》等，經著名史學家、文學家羅卜藏丹津等人整理，成為傳世之作。莫爾根格根（羅卜藏丹碧扎勒赤）、丹津喇布傑、包冷、扎雅班第達·羅卜藏丕凌列等人的詩歌創作是這一時代草原詩歌的代表。
清代後期，旺欽巴勒、古拉蘭薩、尹湛納希父子三人的文學創作達到新的高峰，尤以尹湛納希成就最為突出。由旺欽巴勒開始創作、尹湛納希完成的《大元盛世青史演義》，繼承了《蒙古祕史》的優秀傳統，汲取了漢族章回小說的敘述手法，以編年體與演義體相結合的形式，講述了自成吉思汗創業至窩闊臺即位後的歷史，在廣闊的歷史背景上展現了當時蒙古草原的歷史畫卷，成為蒙古文學史上歷史長篇小說的奠基之作。尹湛納希的《一層樓》、《泣紅亭》等長篇小說，也從不同角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情節豐富，描寫細緻，文字優美，對蒙古族文學作品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尹湛納希、古拉蘭薩還是優秀的詩人和翻譯家。尹湛納希的譯著《三妙傳》（《紅樓夢》節譯）、《中庸》，古拉蘭薩翻譯的《水滸》，都對蒙漢文學交流做出了傑出的貢獻。
七、元曲雜劇競風騷————元曲雜劇對中華戲劇發展的貢獻
戲劇，是中華文明寶庫中的瑰寶，古人對中華文學藝術發展有“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之稱，元曲即是指元代的散曲雜劇。雖然民間尊唐玄宗李隆基為“梨園之祖”，然而考諸歷史，中華戲曲文藝的發展，與北朝時期淵源甚深，而興於金、元。春秋、戰國、秦、漢時期，作為宮廷娛樂產物的“俳優”曾蔚然成風，司馬遷在《史記》中曾將“俳優”列入“滑稽列傳”。但是那時的“俳優”尚與戲劇無緣，基本上是一個人的即興表演。這些“俳優”多是身形短小的侏儒，雖然人微言輕，卻不乏心憂黎庶、微言大義的智慧賢明之士，如齊之淳于髡、楚之優孟、秦之優旃、漢之東方朔，均為當今小品表演的前輩，但那時戲劇則遠未誕生。
作為中華本土產生的戲劇（從國外傳入的舞劇、詩劇、話劇、啞劇等不在此列），有幾項要素：其一不是一個人表演的，是若干人的集體表演；其二不是即興的發揮，有人物、故事；其三有演、有說、有唱、有奏。
戲劇的產生，是從民間歌舞轉化而來的。中原本也是歌舞之鄉，《詩經》等史籍中就留下了很多確切的記載。但是在封建禮教逐步確定的過程中，歌舞或是成了祭祀的程式，步入廟堂之尊，遠離了現實生活；或是成了皇室及其達官貴人與騷客雅士的奢侈品，遠離了庶民百性。源於生活、發生內心的民間歌舞，在秦、漢時期即遠少了《詩經》中的蓬勃、激動的生命氣息。
而來自北方草原的遊牧民族，“會說話就會唱歌，會走路就會跳舞”，碧野連天的大草原也就是“歌的海洋、舞的故鄉”。
三國時期，鮮卑人“常以季春大會，作樂水上，嫁女娶婦，髡頭飲宴”（《三國志》卷30）。北魏時期，駐牧於敕勒川的五部高車（即敕勒）人合聚祭天，“眾至數萬，大會走馬、殺牲，遊繞歌吟忻忻”（《魏書》卷130）。把祭天舉辦成舉族歡聚的盛大節日，賽馬、飲宴、歌舞，成為現代那達慕的先聲。
北魏一朝始終未能建立起完備的雅樂——廟堂之樂。但是歷代君主對歌舞百戲之於娛樂，卻是始終熱情積極，歌舞、百戲、雜技成為宴廷宴會的必要內容。公元403年，北魏道武帝頒發詔書，令太樂、總章、鼓吹等機構陳設各類雜技，在朝廷舉行宴會時表演。乃至於道貌岸然的封建衛道士憂心忡忡地指責：“今大會，內外相混，酒醉喧譊，罔有儀式。又俳優獻藝，汙辱視聽。”（《魏書》卷48）然而始究無濟於事。迨至西魏，仍是“四時祭祀，猶設俳優角抵之戲。”（《周書》卷35）在北朝民間，不僅迎婚送嫁之時“多舉音樂”（《周書》卷35），就是送喪安葬之時，也是“歌謠鼓舞，殺牲燒葬。一切禁斷，雖條旨久頒，而俗不變革”。（《魏書》卷48）流風傳習所致，北朝時期，後趙的參軍戲、北齊的代面、撥頭、踏搖娘等在民間興起。
唐王朝衰落之時，北方的草原民族又一次活躍起來。出身於沙陀族的後唐莊宗李存勖，是一位身體力行的戲劇受好者，常與俳優一道演戲，樂此不疲。雖貴為天子，登基之後“猶襲故態，身與俳優。”（《舊五代史》卷32注引《清異錄》）這位李皇帝還頗具幽默感，是位寓教於樂的小品高手——他的妻子劉氏出身貧寒，富貴之後不認親生父親，這位“好俳優”的莊宗皇帝頗是有些可愛，竟然於宮中閒暇之日，背起書匣、藥箱子，讓兒子李繼笈跟隨，假裝以打卦賣藥為生的劉父，來到劉氏的臥室，自稱是劉老爹來找閨女，今劉氏大為慚愧（《舊五代史》卷48引《北夢瑣言》）。
唐代是各民族文化大融合、大發展的時期，包含樂、歌、舞、演、白、弄的“戲弄”也在唐代出現。其內容大多是諷刺性的笑劇和配合音樂的舞劇，以宮廷演出為主，民間也有流行。了宋代，歌劇進一步形成，並與笑劇、舞劇結合，可以演出複雜的故事情節。
遼、金、蒙元時期，為元雜劇的產生準備了肥沃的土壤和適宜的氣候。
有遼一代，散樂、雜劇、雜戲大行其道，史稱：“遼之伶官當時固多”，舉凡皇帝壽誕、國使迎賓，都要在酒宴之間“食入，雜劇進”(《遼史》卷54《樂志》)。1974年，在河北省宣化市下里八村發掘的遼代壁畫墓中，東壁繪有散樂圖，生動、形象地描繪了當時的戲班演出情狀——這是一組12人組成的完整的表演隊伍，包括伴奏者和舞蹈者，“皆戴襆頭，著長袍，高腰靴。”使用的樂器有?篥、笙、腰鼓、大鼓、拍板、琵琶、橫笛、排簫等(參看河北省文物管理處、河北省博物館：《河北宣化遼壁畫墓發掘簡報》，載《文物》1975年第8期)，至金代，以諸多宮調、曲子連綴而成，演繹完整故事的諸宮調發展起來。諸宮調有說有唱，以唱為主，說的用散文，唱詞用唐宋詞、大麴、俗曲，組成套數，用若干宮調的套曲說唱一個故事，為具有中華民族藝術特色的戲曲藝術走向成熟奠定了基礎。從金章宗時民間藝術家董解元作《西廂記諸宮調》及內蒙古額濟納旗黑水城發掘出土的《劉知遠諸宮調》殘卷，仍可窺見當時諸宮調廣泛流傳的盛況。
同時，金代雜劇、院本也廣泛流行。宮廷宴樂之中，均有雜劇助興。雜劇以歌舞演唱為主，院本為行院(戲院)演出的底本，元雜劇的基本要素已經具備。20世紀50年代末，在山西省候馬市出土了金大安二年(1210年)董娃墓，其墓室後壁上端磚砌一座戲臺，有5個磚雕演員作表演狀。此後，在河南省溫縣前東南王村發現了5人平面淺浮雕雜劇人物畫像，在沁陽市紫稜鎮宋寨村北發現了金泰和2年(1202年)的5人雜劇磚雕，市郊區王莊發現了金大定承安四年(1199年)的線刻11人散樂圖，在修武縣史平陵村出土了金代石棺線刻“小石調”的《嘉慶樂》雜劇圖，修武縣郇封鄉大位村發現了金代磚雕5人雜劇圖。“除一件手執柄鼓演奏外，其餘四件扮演‘副淨’、‘副末’，這種以滑稽念唱為特點的表演正是金院本的演出特色。”(見焦作市文物工作隊、修武縣文物管理所：《河南修武大位金代雜劇磚雕墓》，《文物》1995年第2期)據陶宗儀《輟耕錄》記載，金代“院本名目”分目為11類，其子目共有690種之多，大致留傳到元代，開元曲雜劇昌盛之先河。
有元一代，貿易和手工業得到相當的發展，並形成了以草原貿易為特色的經濟中心元上都（在今內蒙古自治區錫林郭勒盟正藍旗）、南北貿易的樞紐元大都（今北京市）、海上對外貿易的中心杭州、泉州等大都會。經濟中心城市的發展催生了市民階層——商人、店主、商販、夥計、工匠、手藝人以及一般城市居民等等。市民階層不僅是城市經濟中最活躍的部分，也是城市文化的需求主體和最活躍的部分。隨著草原民族入主中原，以“程朱理學”為代表的封建道統受到相當的衝擊，激發了崇尚自由的市民精神；元代實施的各族等級制度，使漢族（尤其是南方的漢族）倍感壓抑；特別是大量失意的儒生，即絕了仕途之望，又無市賈長技之能，於是不少人轉入書會，與演藝人合作，創作雜劇，將元雜劇的演出和創作推進到新的的階段。
由於元雜劇來自民間，適應了市民階層和廣大民眾的文化消費需求，因而具有貼近生活、充滿生活氣息、內容充實豐富、表現生動活潑的特點。元雜劇繼承了中華文明發展歷程中民間文學貼近生活的現實主義傳統，又在新的社會歷史條件下發揚光大，無論內容的豐富和藝術表演形式的生動，都是以往的民間文學難以比擬的。在內容方面，元雜劇和廣大市民階層的思想感情息息相通，體現了市民精神及其價值觀、道德觀，其間有鬥爭、有憤怒、有控訴，也有諷喻、有希望，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生活。在表現形式方面，在儲存、發展了宋、遼、金都市經濟所產生的市民文藝的基礎上，將說話、歌曲、傀儡戲等有機結合，綜合了賓、白、歌唱、表演等不同藝術手段的元雜劇，具有更動人和更有力的表現方式，更能夠吸引群眾併為群眾所接受。
據史料記載，元雜劇劇目有600多種，傳存至今的仍有130餘種，元雜劇作家有100多人，形成群星璀燦的文化景觀。
從某種意義上說，元雜劇的興起可與歐洲文藝復興之後的戲劇相媲美，而關漢卿、白仁甫、馬致遠等一批大師，在世界戲劇發展史上寫下了彪炳千秋的名劇。
元代著名的蒙古族散曲作家，有不忽木、阿魯威、童童、孛羅等人，他們的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會現實，揭露了官場的黑暗，表現出對民間疾苦的關心，並且有較高的藝術水平，在當時流傳頗廣。
元代最著名的蒙古族雜劇作家是楊景賢，共著有作品18種，在當時是一位多產的劇作家，其作品題材廣泛，同情下層人民，歌頌純真的愛情，鞭撻黑暗的社會現實，崇敬英雄豪傑。楊景賢的《西遊記》共六本二十四折，是元雜劇中篇幅最長的，充滿了神話色彩，內容極為豐富，併為200年後吳承恩創作小說《西遊記》提供了重要的基礎。
八、滿天星斗匯銀河————草原文化對中華民族科學技術發展的貢獻
北方草原上的各族人民，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生長、生活在特殊的自然環境中，形成了具有鮮明特色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並掌握了與這種草原生產方式、生活方式相適應的技術，在某些方面還上升為系統的理論，成為中華民族科學技術寶庫中的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畜牧技術
草原文化是與畜牧業經濟聯絡在一起的。草原民族最先學會並掌握了捕獲、馴養、放牧羊、牛、馬、駱駝、鹿等牲畜的技術，並使畜牧業成為自身生存的最重要的經濟基礎。因此，“逐水草而居”的遊牧民族既要熟知地理狀況，根據不同地區的水草豐茂與否，選擇放牧地，“隨時畜牧”的遊牧民族也要掌握天氣的變化，根據風沙雨雪的狀況，在自然災害降臨時做出必要的選擇；遊牧民族既要掌握不同畜種的牧養技術，以適應其不同的特點，也要根據牲畜在不同生長階段、不同季節的特點，採取相應的牧養技術。這在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已經形成了相當系統的技術體系，不少實用、適用的技術至今仍然在畜牧業生產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二）畜產品的加工技術
牲畜既是草原民族最重要的生產資料，也是草原民族最基本的生活資料。但是，有些畜產品不可以直接作為消費品加以利用，而是必須經過必要的加工才能夠用之於消費，因此產生了畜產品的加工技術。
由於季節不同，牲畜一般是“夏壯、秋肥、冬瘦、春死”——夏、秋季節水豐草茂，牲畜膘情最好，冬春季節牧草枯萎，乏草可食，牲畜普遍掉膘，甚至死亡。因此，入冬時是牲畜大量屠宰的季節。大量牛、羊肉要備作春、夏季的食品，就要製作成肉乾儲備。草原地區的風乾肉，不能在陽光下曝晒，而應晾乾或凍幹，在清明節前10天左右取下放在罈子裡，用數層麻紙將口子封嚴，40天后放開來，肉乾鮮味如新，而且不變味，不長蟲子，獨具風味，令人食之不忘。
牛奶、羊奶、馬奶、駝奶均具有豐富的營養，是草原民族保持健壯的體魄須臾不可缺少的飲料。但是，產奶的旺盛期也是集中在夏、秋季節，為了將此時食用不完的奶子留到冬、春季節食用，草原民族發明了乳品加工的技術，以發酵的方法制作酸奶，還可以用馬奶、牛奶、駝奶製成醇香可口、營養豐富、滋補宜人的奶酒。在全世界的四大酒系中，白酒源於中國的中原地區，啤酒原產於古埃及、果酒以歐洲為代表，奶酒則是以蒙古高原為主要產地。更為普遍的，則是以牛奶製成奶皮子、奶豆腐及白奶油、黃奶油、酸奶油、黃油渣、酸酪蛋、甜酪蛋等奶食品。
草原民族的服裝、靴鞋、氈房、馬具等，大多是以皮革、毛皮為原料，其加工技術在草原民族的生產、生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剝皮的時候，要精心細緻，避免破壞皮張，加工的時候要用木棰敲打，輕度發酵，認真刮削，反覆揉磨。加工好的皮張，可以制服裝、帽子、靴鞋、被褥、帳篷、鋪墊等，還可以製作甲冑、箭囊、革囊、馬鞍、韁繩、肚帶等。牲畜的筋經過加工處理，可以捻成筋線，縫製服裝、用品，用筋線製作的弓弦，因拉力大、彈力強而被人們稱之為“良弓”。草原地區野生動物較多，其皮毛極為珍貴，加工技術和製作工藝更為講究。羊毛在草原地區用途極廣，以制氈、制繩為主。制毛氈的技術性很強，需將洗淨的羊毛加入適量的清水和粘著物，浸溼、加溫、長時間的反覆擠、壓、擀、卷，使之成為需要的大、小、厚、薄不同的片狀，再用來製作氈毯、氈靴、氈襪、氈帳等。
（三）交通技術
蒙古草原是馬的故鄉。蒙古馬是與野馬血緣最近的品種。生活在蒙古草原的遊牧民族是最早的馬的主人，也是騎馬技術最早的發明者。因此，草原民族被稱之為“馬背民族”。馬具有靈活、快速、耐力強等優點，可以騎，可以馱物，可以拉車，以馬作為主要的交通工具，不僅大大減少了人步行負重的勞累，加快了行進的速度，而且大大擴充套件了人的行動範圍。在人類發明汽車、火車之前，在漫長的歷史年代裡馬匹始終是陸上交通的主要工具之一。在蒙古高原中部、西南部戈壁地區和沙漠地區，則是以駱駝作為主要交通工具，並稱之為“沙漠之舟”。
為了適應草原地區地域廣闊、遷徙範圍大的特點，草原民族掌握了就地取材製作車輛的技術。這種車輛軲轆較大，在坎坷不平、草高沙軟的草原上行走便利，涉水渡河也如履平地。北魏時，敕勒人因乘這種軲轆高大的車輛而被稱為“高車族”。蒙古族習慣用的勒勒車，也具有這種特點。車輛的製造，需要掌握較為複雜的技術，製造車轅、軸、輪等，需要堅硬又具有較好彈性的上等木材，按照適當的比例結構製做。針對平原地區、沙漠地區、丘陵山地等不同地貌，車輛的大小、形狀也有明顯的區別。
草原地區河流眾多，不少河流河道遊移，不適宜建固定的橋樑。草原民族發明了“束薪為桴”以渡水的辦法。成吉思汗的祖先就曾以這種辦法渡河。成吉思汗與王罕、札木合聯軍討伐蔑爾乞部時，則是用豬鬃草捆成筏子渡過了勤勒豁河。同時，草原民族也掌握了“跨河為樑，以便往來”的架橋技術。
草原民族的交通技術，不僅在自身的生產、生活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而且對於擴大與中原地區的聯絡、促進東西方交流均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特別是元朝建立了貫通歐亞的交通網路體系，在交通建設與管理上，均達到了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
（四）建築技術
草原民族被稱為“氈帳之民”，是因為草原民族經過世世代代的探索，在實踐中掌握了在草原地區就地取材製作氈房的特殊技術。現在牧區蒙古族的蒙古包，就是這一技術的結晶。在漫長的歷史時期裡，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過著遷徙不定的生活，這就需要住所必須搭建方便、易於搬遷；同時，草原地區冬季多暴風雪，春季多大風沙，又要求住所既輕便、又穩固；夏季氣候炎熱，還要求通風方便。蒙古包具備了上述要求。蒙古包是組合式的房屋，搭建、拆卸均很方便，用二、三輛勒勒車載運或用二、三峰駱駝馱運即可。蒙古包是圓形的，呈流線形，而且其架木結構十分合理，既能夠緊密結合起來，又能夠有效分擔壓力，抗風力強，搭建穩固的蒙古包可在十級大風中巋然不動。總之，蒙古包是草原建築藝術的結晶。
阿拉坦汗將藏傳佛教格魯派引入蒙古草原後，逐漸建起了在草原上星羅棋佈的黃教召廟，這些召廟大都兼具漢、藏建築風格，具有很高的建築藝術。至今在呼和浩特的席力圖召、包頭的美岱召、五當召等著名召廟，仍可感受到這類建築的獨特魅力。
（五）醫學
自古以來，草原民族即在實踐中探索出一套適合當地特點的治療疾病的方法。元代是醫學大發展的時期，元世祖忽必烈設立了太醫院，並在各地設立了惠民藥局。元朝政府大力支援、提倡不同醫學體系的交流，不僅草原醫藥與漢醫藥、藏醫藥廣泛交流，還從中亞地區引進了“回回藥物”，翻譯刊印了《回回藥方》，大大促進了醫學的發展。
阿拉坦汗曾患足疾，三世達賴索南嘉措為之治癒。因此，伴隨著藏傳佛教在蒙古草原的傳播，藏醫藥廣泛流傳，召廟均設有醫學部，傳授藏醫、藏藥，培養了許多喇嘛醫生，並翻譯、編寫了不少的醫學著作。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著名的藏醫《四部醫典》傳入蒙古草原，對蒙醫藥學的發展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許多蒙醫將傳統的蒙醫實踐與藏醫學結合，在實踐中不斷總結、提高，編印了不少蒙醫著作，其代表作有：《蒙藏合壁醫學》、《醫學大全》、《脈訣》、《醫學四部基本理論》、《藥劑學》、《藥五經》、《配藥法》、《針炙法》、《脈診概要》、《外科正宗》等。漢醫學的代表性著作《本草綱目》、《牛馬經》等也翻譯成蒙文。因此，蒙醫學成為在草原民族傳統治療方法基礎上，吸收漢醫學、藏醫學、回回醫學理論與實踐經驗發展而成的系統的醫學體系，成為中華醫藥文化體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
（六）曆法與天文學
季節變換對草原民族的生產與生活關係極大，草原民族也根據歲時變換的特點，總結出對氣候變化的判斷，“野草四月始青，六月始茂，至八月又枯”（《黑韃事略箋證》，載《王國維遺書》第13冊，第4頁）。在歷史上，蒙古人曾採用十二生肖紀年和干支紀年，後又襲用金朝的大明曆。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郭守敬編制了《授時歷》，經元世祖忽必烈下詔，頒行全國各地。《授時歷》將回歸年長度確定為365.2425日，是當時世界上最精確的時歷。
小結：說起草原，大家的腦海中是否就浮現出了那廣闊的一望無垠的大草原中，有著三三兩兩的羊群，那些羊群像是一顆顆珍珠落在草原上，美不勝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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