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易數

梅花易數　　《梅花易數》相傳為宋代易學家邵雍所著，是一部以易學中的數學為基礎，結合易學中的“象學”進行測試的書，相傳邵雍運用時每卦必中，屢試不爽。梅花易數依先天八卦數理，即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隨時隨地皆可起卦，取卦方式多種多樣。
　　數字吉凶
　　數字都有其獨特及深奧的含義存在。也就是「數理屬性」與「五行屬性」。而關於「數字吉凶」，是用深奧的「周易梅花易數」來分析，再經過歷史印證的結果而得來的。
　　梅花易數的起因
　　宋朝易學大師 邵康節在觀賞梅花時，偶然看見麻雀在梅枝上爭吵，以易理推衍後，預言明日夜晚會有女子前來來摘折梅花，被園丁發覺而追逐，女子驚慌跌倒傷到膝蓋；此預測現象果真在隔夜絲毫不差地得到驗證，因此邵康節名聞於當時，大家將這種預測方法取名為「梅花易數」。
　　梅花易數的用途
　　「梅花易數」除爻辭解釋外，還有吉凶趨勢圖。「梅花易數」可以產生聲音、方位、時間、動靜、地理、天時、人物、顏色、動植物等自然界或人類社會中的一切感知的事物異相，作為預測其發展趨勢的方法。
　　梅花易數起卦法
　　地支數：子1、醜2、寅3、卯4、辰5、巳6、午7、未8、申9、酉10、戌11、亥12。
　　先天八卦數：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
　　以年支序數加農曆月份數，加農曆日數總和除以8，以其餘數為上卦。
　　再以年月日相加的總和數加上算卦的時辰序數之和除以8，取其餘數為下卦，
　　再以年月、日時相加的總和數除以6，取其餘數為動爻，動爻須變，是陽爻就變成陰爻，動爻是陰爻就變成陽爻，不動的卦爻則不變，動爻所在的卦將變成另外一個卦。
　　實際梅花易數起卦法多種多樣，不一定非以時間來起卦預測，也可以讓別人報數預測，或寫一個字，以字的筆畫數起卦預測，或聽到某種聲音，數其幾聲起卦或見到一組數字也可起卦預測，這就是梅花易數預測法的靈活性，而且準確性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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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梅花易數》非邵雍所作
　　《梅花易數》冠以北宋著名道學家邵康節（堯夫）的名字，被說成是邵雍的著作，果真如此嗎？
　　首先，讓我們來考察一下《宋史》。《宋史》邵雍本傳記載：“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於是書無所不讀，始為學，即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後來，遊學四方，跨河、汾，越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舊墟，經歷了很長時間才返歸河南故里。又跟隨共城令李之才學習，受《河圖》、《洛書》，伏羲六十四卦圖象。“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麴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仿象類、臆測屢中者。道衍宓羲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於世，然世知其道者鮮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內外篇》、《漁樵問對》，詩曰《伊川擊壤集》。”這是本傳對邵雍學業及著書的記錄，並沒有邵雍著《梅花易數》的文字。就是對於邵雍當時所謂“雍有玩世之意”，“於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對世事皆能加以預言的傳聞，《宋史》作者也認為是“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為”，並明確斷言：“雍未必然也。”
　　《宋史·邵伯溫傳》記述邵雍之子的事蹟，講他“入聞父教，出則事司馬光等”，與司馬光等人成為再世之交。伯溫也曾論及邵雍之學，說：“先君先天之學，論天地萬物未有不盡者。其信也，則人之仇怨反覆者可忘矣。”其著書有《河南集》、《聞見錄》、《皇極系述》、《辨誣》、《周易辨惑》、《皇極經世序》、《觀物內外篇解》近百卷。這裡，也沒有一言及《梅花易數》。
　　《宋史·藝文志》著錄宋代所見書籍九千八百十九部，十一萬九千九百七十二卷，其中經部《易》類二百十三部，一千七百四十卷，錄有“邵雍《皇極經世》十二卷，又《敘篇系述》二卷，《觀物外篇》六卷，《觀物內篇解》二卷（邵伯溫編）”；子部儒家類錄有“邵雍《漁樵問對》一卷”，蓍龜類三十五部，一百卷，惟獨沒有所謂邵康節所著《梅花易數》。
　　不僅如此，我們還考察了宋代與邵雍同時，而且交往密切的學者，如司馬光、呂公著、程顥、程頤、張載、王安石等人的有關史料和著述，都沒有講過邵雍著作《梅花易數》之事；即使視《周易》為卜筮之書，對所謂麻衣道者之書作過詳細考證，而又十分推崇邵雍先天易學的南宋易學大家朱熹，也沒有一字提及《梅花易數》。由此，我們可以得出一個結論：邵康節著《梅花易數》，從史實上看，是子虛烏有的事。
　　其次，我們再來考察《梅花易數》一書的內容。《梅花易數》卷一在“佔法”之後列有“玩法”，大概是要告訴世人《梅花易數》的佔玩方法。但它不講具體方法，卻直接用一首詩來代替。“玩法”雲：
　　一物其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造化，人於心上起經綸。仙人亦有兩般話，道不虛傳只在人。
　　此詩與邵雍《擊壤集》中的《觀易吟》極其相似。《觀易吟》雲：
　　一物從來有一身，一身還有一乾坤。能知萬物備於我，肯把三才別立根。
　　天向一中分體用，人於心上起經綸。天人焉有兩般義，道不虛傳只在人。
　　明眼人一看便知，《梅花易數》“玩法”系抄錄《觀易吟》而來，卻又作了改動。但這一改動非同小可，使起含義與原詩義蘊風馬牛而不相及。這表明，《梅花易數》的作者根本沒有讀懂邵雍的詩文，或者出於別有用心。原詩是說，人心具備天地乾坤之理，天人本無兩樣，天道變化的法則也是人心思維的法則。《梅花易數》將“天人焉有兩般義”改為“仙人亦有兩般話”，將“體用”改為“造化”，就根本抹殺了邵蠅易學所體現的體用不離的基本原則和天人合一的崇高境界，而使之墮落為佔命卜問的一種工具。此種與邵氏易學思維截然不同的東西，怎能出自邵雍之手？
　　《梅花易數》卷一又載有“八卦象列”，其中說：“乾三連，坤六斷，震仰盂，艮覆碗，離中虛，坎中滿，兌上缺，巽下斷。”卷五又有“六十四卦次序”：乾坤屯蒙需訟師，比小畜兮履泰否；同人大有謙豫隨，蠱臨觀兮噬嗑賁……小過既濟兼蛙濟，是為下經三十四。完全是抄錄朱熹《周易本義》卷首所列“八卦取凶歌”和“上下經卦名次序歌”。其卷一“八卦萬物類佔”，每卦的首句“乾為天，天風姤，天山遯……”“坤為地，地雷復，地擇臨……”等，則是抄錄《周易本義》“分宮卦凶次序”。這說明，《梅花易數》是南宋朱熹以後的著述，並非北宋邵康節先生所作。
　　《梅花易數》卷二有“三要靈應篇”，其序末說：“此先師劉先生江夏人號湛然子得之王屋山人高處士雲巖。寶慶四年仲夏既望，清靈子朱虛拜首序”云云，這篇序文是號為清靈子的朱虛於寶慶四年夏天作。考歷代年號，“寶慶”乃南宋理宗皇帝的年號，但此年號僅用了三年，並無“寶慶四年”之說。這樣餓錯訛使我們十分驚訝，不敢妄言所以。緊接其後，“三要靈應篇”的引言便排列了一個傳授世系，即所謂：“是編則出於先賢先師，採世俗之語例。用之者鬼谷子、嚴君平、東方朔、諸葛孔明、郭璞、管輅、李淳風、袁天罡、皇甫真人、麻衣仙、陳希夷。繼承得之者，邵康節、邵伯溫、劉伯溫、牛思晦、牛思繼、高處士、劉湛然、富壽子、泰然子、朱清靈子。其年代相傳不一，不知姓名者不與焉。”這個傳授世系中，其他人我們不必過多考證，僅就朱虛與劉伯溫而言，一看便露了馬腳。朱清靈子即朱虛，序言中說是南宋理宗寶慶時人；劉伯溫則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宰相，乃元明之際的政治家。據此，《梅花易數》只能是明代以後人所為，並不是邵雍的著作。況且將明人劉伯溫列於宋人之間，也頗有不倫不類之嫌。
　　《梅花易數》第三卷，首列“八卦方位之圖”（見下頁）。

　　如果我們將此圖放在易圖演變的歷史會考察，就不難發現其中的破綻。第一，此圖邵雍後學與王湜及朱熹《周易本義》所傳邵雍“文王八卦方位”圖（見下頁）不同。此圖八卦爻位的排列需自外向內看，而“文王八卦方位”圖的八卦爻位，則是從內向外看，兩者正相反對。其後學張行成《易通變》所傳邵雍十四圖，雖無後天八卦圖，但其諸圖八卦爻位的排列順序亦皆為自內而外。《宋元學案》所引先後天圖亦是如此。這表明，《梅花易數》所列“八卦方位之圖”並非邵氏原圖。第二，此圖中央的陰陽魚太極圖，在北宋並不存在。就目前所見到的材料看，直到明朝初年的趙撝謙作《六書本義》，才首次公佈了陰陽魚圖，稱為“天地自然河圖”
　　我們可以看到，趙撝謙所傳“天地自然河圖”的陰陽兩魚之形，並象陰陽魚太極圖那樣規範和美觀。趙氏說此圖“有太極函陰陽，陰陽函八卦自然之妙”，只是恰當地表示了八卦陰陽爻畫排列的情況。而陰陽魚太極圖又增加了審美的要求。這就不難推測，從粗略的趙氏之圖到相當精緻的陰陽魚太極圖，必然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不斷完善的過程。也就是說，上述“八卦方位之圖”中央的陰陽魚太極圖是更為晚出的。而它被世人所公認，被引用，並與其它易圖聯絡在一起，創制出一個新易圖，則一定是還要晚得多的事情。第三，“八卦方位之圖”破壞了“天地自然河圖”。趙氏圖的外圍配以先天八卦方位，其目的在於以卦象中的陰陽爻象變化表現陰陽二氣相互消長的過程，但並未畫出八卦插象。“八卦方位之圖”可能是依此八卦之名書寫的方向，畫出了八卦之象，卻又將先天卦位改換成了後天卦位，這樣，便破壞了“天地自然河圖”的“陰陽函八卦自然之妙”，陰陽爻象與太極圖之間不再有任何必然聯絡，也不能體現陰陽消長的法則，反映了此圖作者邏輯思維的混亂。這表明，《梅花易數》中的“八卦方位之圖”是明初以後很久才拼湊而成的。
　　此外，《梅花易數》行文的語氣，也很值得懷疑。其卷一所列“觀梅佔”講“康節先生偶觀梅”，“牡丹佔”講“先生與客往司馬公家共觀牡丹”，“鄰人扣門借物佔”講“先生方擁爐”，“先生令其子佔之”等等。這種稱邵雍為“先生”為“其”的語氣，絲毫沒有自己著述的意味。更何況，“康節”乃邵雍死了十年以後（元佑年間）哲宗皇帝為了表彰他的功德而追賜的諡號，豈能自稱“康節先生”！“康節先生”是後世學者對邵雍的尊稱。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梅花易數》一書錯亂粗俗，不是邵康節先生所作，它只能是明代以後從事測試的人雜抄前人佔術的彙編。
　　二、《梅花易數》與邵雍易學天壤懸隔
　　《梅花易數》純系卜問吉凶之書，與《周易》之佔天穰懸隔，乃江湖數術之類。邵雍易學視《周易》為窮理盡性之書，借易數推究天地萬物之理，探求陰陽終始之變，屬於學的範疇。安與聽經緯分明，不可相提並論。
　　固然，《四庫全書》將邵雍《皇極經世》列入術數類，但這是出於四庫館臣的門戶之見。其論邵雍易學雲：“邵子數學源出陳摶，於羲文周孔之易理截然異途。故嘗以其術授程子，而程子不受，朱子亦稱為《易》外別傳，非專門研究其說者不能得其端緒。儒者或引其書以解《易》，或引《易》以解其書，適以相淆，不足以相發明也。”（《皇極經世索引提要》）從此段評論看，將其列入術數類是出於以挖幾種考慮：其一，邵子之學源於道家。亦即《皇極經世索引提要》所說：“邵子數學本於之才，之才本於穆修，修本於种放，放本陳摶。蓋其術本子道家而來。”其二，與羲文周孔之《易》不合。亦即所謂：“《經世》以十二闢卦管十二會，繃定時節，卻就中推吉凶消長，與《易》自殺相干”，“明何塘議其天以日月星辰變為寒暑晝夜，地以水火土石變為風雨雷電，涉於牽強；又議其乾不為天而為日，離不為日而為星，坤反為水，坎反為土，與伏羲之卦象大異。至近時黃宗炎、朱彝尊攻之尤力。”（同上）其三，程朱等道學大師不予承認。亦即《提要》所說：“（朱子語錄）謂康節自是《易》外別傳。蔡季通之數學亦傳邵氏者也，而其子沈作《洪範皇極內篇》則曰：‘以數為象則畸零而無用，《太玄》是也；以象為數則多耦而難通，《經世》是也。’是朱子師弟於此書亦在或疑之間矣。”（同上）其四，行世之書不盡出於邵雍，此即所謂“據王湜《易學》所言，則此書實不盡出於邵子。流傳既久，疑以傳疑可矣”（同上）。由此可見，四庫館臣是站在經學，特別是程朱理學的立場來確定書目之分類的。邵雍《皇極經世》並不註解《周易》經傳文義，而又依陰陽消長之理，以元、會、運、世推算興亡治亂之跡和天地終始之變，故《四庫全書》將其稱為“物理之學”，而不稱為“經學”，將其列入子部術數類，而不入經部易類。如果我們衝出四庫館臣的藩籬，從易學發展史，特別是哲學發展史的角度來省察，那將是另一番景象。邵雍數學不因襲傳統的意見，而從理論上作出了新的闡發，創立了先天易學，與張載的氣學派易學和程頤理學派易學成為北宋易學的三大流派。
　　其實,在四庫館臣看來,邵子數學與其它術數相比,也有質的不同。《四庫提要》術數類《序》雲：“術數之興，多在秦漢以後。要其旨，不出乎陰陽五行，生剋制化，實皆《易》之支派，傅以雜說耳。物生有象，象生有數，乘除推闡，務究造化之源者，是為數學。星土雲物，見於經典，流傳妖妄，漸失其真，然不可謂古無其說，是為占候。自是以外，末流猥雜，不可殫名，史志總概以五行。今參驗古書，旁稽近法，析而別之者三，曰相宅相墓，曰測試，曰命書相書。並而合之者一，曰陰陽五行。雜技術之有成書者亦別為一類附焉。中惟數學一家為《易》外別傳，不切事而猶近理，其餘則皆百偽一真，遞相煽動……今古同情，趣避之念一萌，方技者流各乘其隙以中之。故悠謬之談，彌變彌夥耳。”這是說，數學是“務究造化之源”，即探討宇宙生成變化的根本原理的，雖“不切事而猶近理”；而占候之術雖亦見於古代經典，但流傳過程中“漸失其真”，已成妖妄；其餘術家如相宅相墓、命書相書、測試之類，皆“末流猥雜”“悠謬之談”。邵雍數學派易學與術士方技者流天壤懸隔，不可同日而語。
　　《四庫提要》評論邵子數學“務究造化之源”，確有見地。邵雍易學不僅論數，而且論理，並以理為引導。《觀物外篇》說：“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於理也。”又說：“物理之學或有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這是說，講數不可以離開理，如果離開理，則流於術。“術”，指佔術一類數術。邵雍是反對數術的。司馬光評論說：“堯夫論《易》不踐襲前人之說，堯夫深斥術家，蓋造於理也。”（張行成《易通變》卷十二引）這些論點表明，其所謂數是同理結合在一起的，稱為“理數”，如其所說：“《易》有內象，理數是也。”（同上）“理數”，指事物變化的規律性，如一分為二法，故稱其為內。邵雍認為，數的變化有其自身的法則，所以又稱為“自然之道”，“自然而然不得更者”。數和理是統一的。程伊川評論說：“邵堯夫數法出於李挺之，至堯夫推理方及數。”（《遺書》卷十八）這是十分中肯的。
　　邵雍所謂“理”，指事物變化的基本規律，如陰陽消長或推移之理以及數學中的演繹法則。謝上蔡說：“堯夫見得天地萬物進退消長之理，便敢做大於下學上達底事，更不施功。”（《宋元學案·百源學案》）從現在所流傳下來的材料看，邵雍易學所提出的許多具體數字，雖近於數學遊戲，但他確是以陰陽消長學說為中心，探究宇宙造化之源的。第一，其八卦次序圖和六十四卦次序圖以一分為二法說明八卦、六十四卦和世界的形成，即陰陽不斷分化的過程。就世界的形成說，太極之一動則生出天，靜則生出地；天分陰陽，地分剛柔；陰陽又分出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此為天之四體；剛柔又分出太柔、太剛、少柔、少剛，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此為地之四體。此即《觀物內篇》所說：“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亦即《觀物外篇》所說：“四象定天地之體。”由天之日月星辰又生出寒暑晝夜，由地之水火土石又生出風雨露雷。寒暑晝夜變化萬物的性情形體，風雨露雷化育走飛草木，從而生出動植物，而人兼乎萬物成為萬物之中最聰明者。對此，《外篇》歸結為“一陰一陽天地之道也，物由是而生，由是而成也。”這種學說視天地萬物的形成為類與種不斷分化的過程，強調層次與類屬的關係，既講宇宙發生的程式，又講宇宙結構論的意義。第二，以八卦和六十四卦方點陣圖說明宇宙萬物總是處於陰陽消長的變易過程之中。照邵雍的解釋，伏羲八卦方點陣圖中，乾為天，左半圈由下向上，表示陽氣生長，闢戶而始生萬物；坤為地，右半圈由上而下，表示陰氣增長，闔戶而收藏萬物。離為日，起於東方；坎為月，生於西方。天地闔闢，形成春夏秋冬；日月出沒，形成晝夜長短，晦朔弦望。也既是說，一年四季萬物的生成變化乃陰陽二氣互為消長的過程。其六十四卦方圖重點講陰陽定位，是就空間方位而言；其圓圖重點講陰陽流行，是就時間過程而言，天地人物皆處於此時空模式之中。圓圖從復卦一陽生，表示一年節氣變化的開始，漸次達到乾卦陽極盛；姤卦一陰始萌，漸次達到坤卦陰極盛，表示一年節氣變化的終結。以後復卦一陽又復生，新的一年又接續而起，如此迴圈無窮。第三，以陰陽消長法則解釋宇宙和人類社會演變的規律，提出了“天地有終始”的命題。《觀物外篇》說：“《易》之數，窮天地始終。或曰：天地亦有終始乎？曰：既有消長，豈無終始？天地雖大，是亦形器，乃二物也。意思是說，在現在的天地未產生之前有天地，現在的天地毀滅之後，也還有新的天地出現。邵雍認為，整個宇宙中的事物都是有始有終有生有滅的。我們這個世界毀滅了，另一個新的世界又誕生了，整個宇宙就是眾多世界連續的過程。這是依據陰陽消長學說得出的一個符合辯證法的科學結論。第四，以“先後體用”論述自己的易學體系，強調“學究天人”。邵雍提出先天易學和後天易學，但他更推崇先天易學，認為先天之學為《易》之體，後天之學為《易》之用；體為根本，出於心；用為體之應用，乃心之跡。此即《觀物外篇》所說：“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跡也。”由於體不離用，用不離體，所以二者密不可分，如果忽視後天之學的研究，就不能形成明體達用之學。他認為先天之學講自然，後天之學講人文，講先天自然必須落實到後天人文，強調“學不際天人，不足以謂之學”（《觀物外篇》）。程顥曾稱讚邵雍之學為“內聖外王之學”，“純一不雜”；尹和靜評論：“康節本是經世之學，今人但知其明《易》數，知未來事，卻小了他學問。”確是相當精闢的論斷。總之，邵雍易學究天人之際，窮造化之源，以探討天地萬物的運動變化和陰陽消長為其根本宗旨，對易學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對宋明道學產生了巨大影響，所以朱熹將其視為道學的創始人之一，《宋史》亦將其列入《道學傳》。
　　所有這些，都是江湖術士算命之書所不可比擬的。後世偽託邵康節之名而出現的《梅花易數》，也只不過利用了邵雍的八卦次序數、八卦方位和一些名詞，如先天、後天、體用、動靜而已。其實，邵雍所謂“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只是表示八卦從右到左形成的順序，並非以一數為乾，二數為兌……八數為坤；而《梅花易數》以此為《周易》卦數，並以此起卦，測試吉凶，同邵雍易學所謂“數”是毫不相干的。邵雍易學的特點是講陰陽而不講五行，而《梅花易數》講五行生剋卻不講陰陽消長，也與邵氏之學大相徑庭。至於邵雍數學精湛的理論思維，在《梅花易數》中是根本找不到的。這就顯示了學與術的本質區別。
　　有人可能會說，邵雍“知慮絕人，遇事能前知”，豈不是佔算大師？固然，依史志所載，邵雍確能推論事物發展的趨勢，但他預知事物變化的動向，所依據的是“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的規律，並非其它算命之術。《宋元學案·百源學案》說：“先是於天津橋上聞杜鵑聲，先生慘然不樂，曰：不二年南士當入相，天下自此多事矣。或問其故。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得其先者也。”這是依南北地氣互有盛衰，推論南人將入相掌權。此說並不科學，但他認為其預言是依據陰陽互為消長的規律，而不是靠神祕的啟示。《百源學案》接著說：“橫渠問疾論命。先生曰：天命則已知之，世俗所謂命，則不知也。”“天命”指天地運化、陰陽消長的規律。“世俗之命”，指人事的吉凶禍福、貧賤壽夭。邵雍反對推算人之命運的數術，故云“不知”。又說，邵雍能預知洛陽牡丹之盛，其根據是：“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同上）這是依據牡丹生長的規律推知其開花的情況，就像人們刻水仙花，能控制它在大年七年級盛開一樣。此種預言，無可非議。這種依據事物發展規律推論事物變化趨勢的預測，同《梅花易數》的江湖佔術有著天壤之別。所以《宋史·邵雍傳》明確提出：“觀夫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走飛草木之性情，深造麴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仿象類，臆測屢中者。”世俗測試之流與邵雍易學不可同日而語。
　　三、偶然性的聯絡得不出必然的判斷
　　《梅花易數》卷二之《三要靈應篇序》曰：“吉凶悔吝有其數，然吾預知之，何道與？必曰：求諸吾心易之妙而已矣。”又說：“易之為卜筮之道，而易在吾心矣。”所以《梅花易數》又自稱為“心易”，如卷二第一篇稱為“心易測試玄機”，第六篇則稱為“八卦心易”，並明確提出：“測試之道，要變通得變通，得變通之道者，在乎心易之妙耳。”就是說，測試之道，全在一心。具體到起卦，就是完全憑藉測試之人靈機一動，隨心所欲而確定的。
　　《梅花易數》隨意性起卦，大致可以概括為五種：⑴年月日時起卦：以年月日數為上卦，年月日數再加時數為下卦。因為經卦為八，其餘以八除，所餘之數即為此卦。如書中所列“觀梅佔”：辰年十二月十七日申時，見二雀爭枝墜地。辰年為5數，十二月為12數，十七查為17數，共34數，除去四八32數，尚餘2數，二即兌為上卦；年月日數再加申時數，總為43數，除去五八40數，尚餘3數，三即離為挖卦。這樣便得到一個上為兌下為離的革卦。⑵物數起卦：凡見到可數之物，即以此數起作上卦，加時數起作下卦。⑶聲音起卦：凡聽到聲音，數得幾聲，起作上卦，加時數配作下卦。如聽到間斷之聲，也可以用前面聲數起作上卦，後面聲數起作下卦。⑷字數起卦：凡見字數，如為偶數，則上下平分，一半為上卦一半為下卦；如為奇數，則少一字為上卦，多一字為下卦，取清輕者為天，濁重者為地之義。如字數多，直接以字數起卦；字數少，則以字之筆畫起卦。如一個字，則左邊筆畫為上卦，右邊筆畫為下卦。⑸人物起卦：凡見人或物，以人物為上卦，其方位為下卦，如此等等。
　　由上述種種起卦方法，我們看到《梅花易數》的一個基本特徵，就是從耳聞目睹的事物中，隨心所欲地選取其中某一兩個方面，隨意地聯結為一個虛假的事物，並企圖以此為前提，推論出真實可靠、確定無疑的結論。這樣，《梅花易數》就把自己預知吉凶禍福的方法建立在一個虛假的基礎之上。殊不知，虛假的前提是推不出確定真實的結論的。“兵不厭詐”，“聲東擊西”，“以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就是講的讓敵人依據虛假的前提作出錯誤的判斷和決策的道理。
　　不僅如此，邏輯常識和占筮史實告訴我們，虛假的前提可以推出任何結論，根據同樣一卦，不同的測試者可以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拋開其它占筮體例，僅就虞翻易學而言，求得某卦，便可以通過卦變說引出另外的一卦，通過旁通說又可以引出另外一卦，然後再與互體、半象等說相結合，從不同角度取象，便可隨意選取其中某些卦象之間的關係，作出適合自己需要的各種判斷。
　　王充《論衡》和《北堂書鈔》記載一個大致相同的事件，講的是孔子門人子貢作為使者到各地遊說，到了歸期仍然不見回來。於是孔子佔了一卦，得到鼎卦，以變爻九四占斷，其爻辭為“鼎折足”。孔子的門人們依據這個爻辭都說：“卦中說沒有足，看來，子貢暫時回不來了。”惟獨顏回笑而不語。孔子問其故，顏回答道：“子貢一定會回來，即使沒有足，也會乘船回來。”顏回之所以說“乘船”，是因為鼎卦的下卦是巽，巽為木。
　　從這個記載我們可以看到，同樣的一卦推出了完全相反的結論，而且都能講出一番似是而非的道理。這就清楚地表明，依據《易》卦這種虛假的前提，推不出確定的結論。因而，《梅花易數》僅憑隨意拼湊的前提進行推論，其論斷也是站不住腳的。
　　《梅花易數》的作者們，大概也意識到了這種測試方法不可避免的失誤，於是又千方百計地加以彌補。他們認為，僅有內卦（指所起之卦）不行，還必須參考外卦（指占卦時所聞所見之物象的感應）。“不知合內外卦為斷……則鮮見其有驗者”；“內卦不可以無外卦，外卦不可無內卦。測試之精者，無非合內外之道也”（《內外論》）因此，《梅花易數》又提出了“三要十應”的方法。“三要”即運用耳目心思三者之要。“應”，即外物之感應。認為依據所見所聞皆可作出判斷，見吉則吉，見凶則凶。諸如雲開見日，事必增輝；煙霧障光，物當失色；月忽當雨，宜近清光；雨乍沾衣，可蒙恩澤；二男二女，重婚之義；一僧一道，獨處之端；逢獵者，得野外之財，見漁夫，有水邊之利；烏鴉報災，花鵲報喜，犬爭恐招盜賊，雞鬥主有喧爭……如此等等，《梅花易數》稱之為“事事相關，物物相應，是以驗吾占卦之切要也”（《動靜》）。
　　《梅花易數》此番議論，自以為得計，其實也不過是一種迷惑求卜者的障眼之法。從上述事例我們看到，其藉以推斷吉凶禍福的應驗之象，無非是測試之時偶然碰到的一些現象，企圖依此作出即興的必然性判斷。而按照邏輯推理的規則，偶然的聯絡得不出必然性的判斷。因而，依據《梅花易數》的方法作出論斷，也是靠不住的。
　　四、五行生剋不能正確解釋事物之間真實而繁雜的關係
　　按照《梅花易數》的說法,測試吉凶晦吝的關鍵,“在於區分體用之卦，察其五行生剋比和之理”（《八卦心易體用訣》）。就是說，確定體卦、用卦、互軋、變卦之後，即以五行生剋之理，判斷其吉凶禍福。個體原則可以概括為：“體克用，諸事吉；用克體，諸事凶。體生用，有耗失之患；用生體，有進益之喜。體用比和，則百事順遂。”“體黨多而體勢盛，用黨多則體勢衰”，“體盛則吉，體衰則凶。”（《體用總訣》）“五行生剋”說是《梅花易數》推論判斷、佔算吉凶的主要理論支柱。
　　所謂五行生剋說，是戰國時期陰陽五行家創立的一種理論模式。從漢朝開始，易學家們將此種學說引入易學，用來解說《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辭。經過西漢易學大師京房等人的闡發，後來成了算命術的一大理論基礎。然而，這裡有一個問題需要指出，即五行生剋是否能夠概括世界上千差萬別、紛繁複雜的事物的相互關係？
　　我們知道，五行生剋說是以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的效能或作用來說明其相互關係的。它僅僅反映了古人對事物的屬性、功能及其相互關係的粗淺認識。而大千世界的客觀事物，既區分為不同的領域、類別和層次，又有相當繁雜的關係。早在戰國時代成書的《易傳》，就講到了相互對待的事物之間的相摩、相蕩、相推、相揉、相攻、相取、相感、相易等關係，更不要說化學中的化合、分解，生物學中的遺傳、變異、進化和人類社會相互資助、相互融合以及既相互聯合又相互鬥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等關係了。即使同一種物質，其性質也是多方面的。以水為例，它不僅僅具有“潤下”的效能。就直觀而言，水性柔弱，卻可以滴水穿石，老子說：“天下莫柔弱於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水具有很強的適應性，盛於圓則圓，盛於方則方。水又具有很大的變動性，熱則成汽，寒則凝冰。水還具有不息不止、循序漸進的性質。孔子在川上說：“逝者如斯，不捨晝夜。”孟子說：“原泉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就微觀而言，水在4℃的溫度下比重最大；在一個標準大氣壓，水的沸點為100℃；水又區分為純水、重水、雙氧水，純水由兩個氫原子和一個氧原子構成，水分解則變成氫和氧，等等，等等。因此，五行生剋並不能概括世界萬物的複雜性質及其相互關係。以五行生剋說解釋世界，也只能是以偏概全，得出片面以至錯誤的結論，歪曲世界及其事物的本來面貌。
　　同時,以五行生剋推論人事活動，預知未來之事的吉凶，也是違背邏輯推理法則的。邏輯推理有一個基本法則，就是同類同質的事物可以相推，而異類異質不能相推。五行生剋是以水火木金土這五種物質的機械效能為基礎的，屬於物理學範圍，而人類是高階動物，有意識，有思想，有喜怒哀樂的情感，有仁義禮智的道德，並且生活在一定的社會關係之中，家庭、單位、民族、階級、政黨把人類既區分為各種集團，又緊密地聯絡在一起。人事活動屬於社會學範圍，不同的科學範圍，不同的領域，不同的類別乃至不同的層次之間，都有質的差別。它們各有自己特殊的矛盾和運動規律，不能互相歸結。把適用某一運動形式的規律，運用於其它運動形式，是不懂辯證法的表現。同樣，以水火木金土的相生相剋，也是不能推論人事活動的。可是，《梅花易數》卻即不顧辯證思維方法，又不顧形式邏輯規則，硬將這種不同範圍、不同運動形式的東西放在一起，加以推論。此種推斷，既然犯了異類相推的邏輯錯誤，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它只能給人以精神上的安慰，並不能預測吉凶後果。所以，把《梅花易數》之類的算命術視為一種科學的預測，是沒有科學根據的。
　　（本文作者系北京師範大學教授，東方國際易學研究院學術委員。本文原為繁體，由郭彧錄自《國際易學研究》第三輯 華夏出版社1997年7月第1版）

　　附錄：
　　朱伯昆先生之談：
　　宋代易學哲學家邵雍，乃宋易象數學派中的代表人物，因為主“象生數”，其易學被稱為“數學”。因而《四庫》的編者，將其著作列入“數術”類。其實，邵雍的易學，談數，並非江湖數術之流。他是一位儒家學者，以繼承孔孟之志為己任，視周易為窮理盡性之書。其所窮之理，一是“物理”，二是“性命之理”，後者指人生之哲理。其論數，以理為引導。他說：“天下之數出於理，違乎理，則入於術。世人以數而入術，故失其理也。”（《觀物外篇》）又說：“物理之學，或有所不通，不可以強通。強通則有我，有我則失理而入於術矣。”（同上）他所謂的理，指事物變化的基本規律，如陰陽消長或推移之理以及數學中的演繹法則。認為談數而不及理，則流於“術”。他是反對數術的。他預知未來事物變化的動向，所依據的是陰陽消長的規律，不是其他。據說，他於天橋上聞杜鵑聲，推測南人將入相掌權，天下自此多事。他的根據是，南北之地氣，互為盛衰。今南方地氣北移，禽鳥得地氣之先，暗示南人將得勢。此說，並非科學，而且具有神祕主義運氣說的色彩。但他認為其預言是依據陰陽互為消長的規律，而不是靠鬼神的啟示。據說，他能預知洛陽牡丹之盛衰，其根據是：“見根撥而知花之高下者，為上；見枝葉而知者次之；見蓓蕾而知者下也。”（《宋元學案?百源學案》）此是依據牡丹生長的規律預知其開花的日期。此種預言，是無可非議的。總之，他將儒家的人文主義佔筮觀，引向依物理推理事物發展趨向的道路。這同後來江湖數術偽託邵雍之名所炮製的《梅花易數》有天壤之別。故明末科學家和象數之學的代表方以智，將邵雍視為同張衡、祖沖之、一行等齊名的人物，並斥責江湖數術說：“其言象數者，類流小術，支離附會，未復其真，又宜生厭也。”（《物理小識?象數理氣徵幾論》）其所說的“類流小術”，即其父方孔炤所批評的“矜方占驗，則流為術數耳”（《時論合編?三易考約》）。可見，宋明時期易學中象數之學的代表人物，都旗幟鮮明地反對江湖派的算命術，就此而言，亦是對儒家人文主義佔筮觀的發揚。
　　（摘錄自《儒家人文主義佔筮觀》一文，載《國際易學研究》第三輯）
　　丘亮輝先生之談：
　　邵雍的易學，提出先天卦序說，將八卦分別配上八個數字，其目的是用來標明畫卦過程從右到左的順序。可是在《梅花易數》一書中，則成了以其卦數佔問吉凶的工具。對這兩種傳統，不能混為一談，否則在研究中，便會迷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