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着上下绵延五千年的悠久历史，其文化更是丰富多彩！融合着各个民族的文化，各个文化也有自己的独特之处，各有自己的精彩，你们了解巴蜀文化吗？下面我们将浅谈巴蜀文化，一起充实我们的大脑吧。
一、巴蜀文化的战略位置
重庆是蒙古骑兵西征时，以合川钓鱼城之役，改变文艺复兴以前世界史进程的英雄城；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以坚韧的胆魄承受日本无区别的狂轰滥炸，陷大量日军于中国泥潭而改变世界格局的英雄城。李白有《送友人入蜀》，讲的是从剑阁山路进入四川盆地：“见说蚕丛路，崎岖不易行。山从人面起，云傍马头生。”
展示了巴蜀文化之古老和巴蜀地势之险要。李白又有《峨眉山月歌》：“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讲的是对巴蜀山水明月的留恋，以及出川的痛快淋漓。在如此一个有英雄城把守，有险峻可拱卫，有江流可进取的地方，谈论地域文化与文学，材料不难随手拈来，实在令人体验到“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的得其所哉。笔者近年一直在探讨“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学术工程，之所以用“地图”这个概念来讲中国文学，就是讲求在文学发展的完整性上展开其巨大的运行空间，展开其地域文化脉络的丰富性，展开其中的民族、家族、作家个人及其群体的生存流动聚散等等空间上的联系，从而动员更加丰富生动的资源，探讨我们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完整、丰富、异彩纷呈的文化精神谱系。
在重绘中国文化地图的命题中，重庆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生命持续发展，没有中断，跟巴蜀地区非常有关系，而且是一种关键性的关系。蜀中也为中国文学的盛世输送了司马相如、李白、苏轼等足以代表一个时代的大家。李白《蜀道难》算得上是“蜀中第一诗”,贺知章一见，就称赞李白为“谪仙人”.他一开口就用川江号子或开山谣的高调门，高呼：“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蚕丛、鱼凫时代政治虽无与中原“通人烟”的记载，但文化消息已有所交流。广汉三星堆祭祀坑及成都平原大量的古蜀文化遗存，足以令人惊心骇目。那几乎等人高的纯金卷包的金杖，几乎两人高的青铜人像，似乎高耸云天的太阳鸟青铜神树，以及众多的突眼、巨耳、耸鼻、阔嘴的青铜面罩，都令人想起晋代常璩《华阳国志》的记载：“蜀之为国，肇于人皇，与巴同囿。……有周之世，限以秦、巴，虽奉王职，不得与春秋盟会，君长莫同书轨。周失纲纪，蜀先称王。有蜀侯蚕丛，其目纵，始称王。死，作石棺石椁，国人从之，故俗以石棺椁为纵目人冢也。次王曰柏灌。次王曰鱼凫。鱼凫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蜀人思之，为立祠。”只有李白那种雄奇不羁的诗性想象，才能与之匹配。清人顾炎武《日知录》说：“李白《蜀道难》之作，当在开元、天宝间。时人共言锦城之乐，而不知畏途之险、异地之虞，即事成篇，别无寓意。及玄宗西幸，升为南京，则又为诗曰：谁道君王行路难，六龙西幸万人欢。地转锦江成渭水，天回玉垒作长安。一人之作前往不同如此，亦时为之矣。”这种诗歌题旨的转折，说明巴蜀地理区块足以牵系整个国家的安危。清代放开眼光看世界的湖南邵阳人魏源，受了蜀人李白神奇想象的启发，也作《蜀道行》：“君歌《从军行》，我唱《行路难》；君奏《巫山高》，我弹蜀国弦。蜀国周遭五千里，女娲遗石横南纪，共工怒首触不开，水束山盘自终始。鱼凫四万八千岁，不与人间共天地。不遭洪水辟九州，尧禹岂识开明帝！神丁凿山山忽摧，鳖灵劈江江水开。望帝高飞云表去，秦兵一夜从天来。金牛道，木牛蹂，白帝城，赤帝守，蛙声不断鹃声又。万古剑门与夔门，惟见千夫荷戈走。书生不用叹征袍，英雄失路同儿曹。变化风云长头角，时穷天地皆荆茅。君不见，六国龙扰劫灰日，青牛紫气函关客。神龙首尾何有哉，流沙一去无消息。蜀国弦，弦以哀，问君西游何时回？”想象驰骋于天地之间，思考着国家、蜀道与人的命运。
巴蜀在中华民族生存发展中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与其险峻的高山四周环抱，中间展开广阔丰饶的平原，以天府之国的富庶，作为中原地区的后院；又以雄踞长江上游，俯窥江南，居兵家用武之要的地理形势，具有深刻的关系。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六十六（中华书局版）如此分析道：“四川介在西偏，重山叠岭，深溪大川，环织境内，自相藩篱。且渝、夔东出，则据吴楚之上游；利、阆北顾，则连褒斜之要道；威、茂、黎、雅足控西番，马、湖、叙、泸以扼南僰，自昔称险塞焉。秦人并巴蜀，益以富强。汉开西南夷，边壤益斥。……盖东南噤领，尝在巴蜀矣。后唐同光初，荆南帅高季兴入朝，唐主问季兴用兵于吴蜀二国何先。季兴曰：宜先伐蜀，克蜀之后，顺流而下，取吴如反掌耳。宋牟子才言：重庆为保蜀之根本（此就江道言之），嘉定为镇西之根本，夔门为蔽吴之根本。然而巴蜀之根本，实在汉中（详陕西汉中府总论）。未有汉中不守，而巴蜀可无患者也。故昔人谓东南之重在巴蜀，而巴蜀之重在汉中。宋人保东南，备先巴蜀。及巴蜀残破，而东南之大势去矣。《志》称蜀川土沃民殷，货贝充溢，自秦汉以来，迄于南宋，赋税皆为天下最。又地多盐井，朱提出银，严道、邛都出铜，武阳、南安、临邛、江阳皆出铁。”中国其他地域可以有其他地域的优势，但是巴蜀地区这种天然屏障、雄踞上游、土沃民殷的优势，却是其他地域难以兼备和代替的。
因此，中华民族于秦汉开拓大一统的格局之后，在二千多年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生命过程中，往往重复着“谁兼并巴蜀，谁就赢得大一统”的现象，这一点为多次改朝换代、南北冲突融合所证明。为什么中国五千年文明不曾中断？过去很多学者专门从概念上讲儒释道交融互补的价值和功能，但实际上的问题恐怕不是这么简单和空泛。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中华民族除了拥有黄河文明之外，还拥有一个长江文明，有这“两河文明”的相互推移和交融。在中世纪的北方崛起了一个“草原帝国”,其疆域从兴安岭一直到欧洲。在冷兵器时代，草原骑兵纵横驰骋，骁勇善战，如“秋风扫落叶”,很多古老的农业民族都被它摧毁了。但是唯有中华民族还奇迹般地坚守着，百折不挠地发展着。《儒林外史》作为“楔子”的第一回，开场诗中有一句：“百代兴亡朝复暮，江风吹倒前朝树。”接着还追问：“自古及今，那一个是看得破的？”要看得破，就要思考“前朝树”吹倒了，为何根基不拔，“后朝树”的新芽为何又在原来的根上茁壮地生长出来？就是因为中华民族由黄河、长江这两条母亲河哺育。这两条江河具有丰富的生存屏障、众多的资源和人口、多姿多彩的文化智慧以及广阔的回旋余地。比较起来，古埃及文明只有一长条的河谷绿洲，所以阿拉伯人来了，马其顿人来了，它就缺乏回旋余地，容易中断。中东的古巴比伦也有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这两河流域，但中华民族的黄河、长江这两河流域比它大了七倍，腹地很大，底气就很足，这在民族博弈和发展中，提供了进退的余地和回旋应对的弹性，从而以海纳百川的姿态包容了本来的文化和新来的文化，并在更高的层级上进行兼容创新。
在此巨大的江河腹地及其周边，地理状貌和气候的差异，形成了游牧、旱地农业、稻耕农业等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古代中国大规模的民族冲突融合，主要表现为南北民族碰撞和疆土推移。北方少数民族进犯中原，在平常的时候长城是可以抵挡一下的。有此长城雄关驻兵设防，想破关南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边境平静的时候，可以开关贸易，互通有无。但是当北方少数民族真正强大到极点，建立大面积的统一帝国之后，长城就难以招架了。在中原国力不振，节节败退的岁月，什么东西挡住了北方骑兵的铁蹄呢？是长江。有所谓“长江制其区宇，峻山带其封域，国家之利未见有弘于兹者”;又所谓“长江天堑，古以为限隔南北”.中国出现过一而再、再而三的南北朝，试设想一下，如果没有长江“天堑”,中华文明就可能失去地理屏障，为驰骋万里的铁骑斩断了。明人杨慎《廿一史弹词》中有《临江仙》（廿一史弹词第三段说秦汉开场词）唱道：“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此词为毛宗岗评点《三国演义》时，作为卷首词。又作为电视连续剧《三国演义》的主题歌，唱遍大江南北。
而在长江天堑的攻防中，雄踞上游的巴蜀之地，是其关键与要害处。清·吴之振等《宋诗钞》之《止斋诗钞》载陈傅良《闻叶正则阅藏经次其送客韵以问之》写道：“顺水去吴会，逆水来夔门。万古逆顺舟，以斗占旦昏。”长江三峡的夔门，直通中游及下游的三吴之地。因此，明朝洪武年间的马德华赋有《蜀山图》一首：“翠壁苍压峭入天，雨余芳草带春烟。锦江东去夔门险，剑阁西来鸟道悬。丞相旧图砂碛里，文翁遗庙夕阳前。回看匹马经行处，似有猿声到耳边。”只要南方朝廷能够固守“锦江东去夔门险，剑阁西来鸟道悬”的巴蜀地区，占领黄河流域的游牧民族的战争压力，就有可能依凭长江天堑被化解。
二、民族共同体与英雄城
正因为有了长江的阻隔，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之时，汉族的一些大家族迁移到长江流域，把长江流域发展得比黄河流域还发达。北方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浸染中原的汉族文明，住在未央宫比住在帐篷里舒服吧，所以它就逐渐地被汉化或华夏化了。中华民族向来有一种维护国家统一的向心力，人心不死，自然会趋于新的统一与融合。《世说新语·言语篇》记载了一个东晋初期发生在吴地丹阳新亭的着名故事：“过江诸人，每至美日，辄相邀新亭，藉卉饮宴。周侯（周顗）中坐而叹曰：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皆相视流泪。唯王丞相（王导）愀然变色曰：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相对？”对于这个新亭故事，明代戏曲《玉镜台记》第十二出“新亭流涕”中，作了如此唱词和对白上的发挥：“自羯虏窥觎神器，胡尘四塞迷。顷刻把中原板荡，冠履倒置，黎民无孑遗。……是何时，从头收拾山河旧，天外重将落日挥。仰见三辰失位，神京九鼎移。（自从虏马饮江，沧桑迁变，指顾江山，漫非旧日之景。可伤，可伤。）携手凭高睇盼，风景不殊，举目有江河之异。〔流泪介〕……我与你当共戮力王室，克复神州，何至作楚囚对泣乎！……国破裂，君难急，青衣之耻犹未雪，逋臣此恨何时竭？壮怀激烈，甘为嵇侍中血。天柱折，地维缺，一江南北乾坤别，遥看朔漠心如噎。只愿江左群寮，心孚契结。徇国忘家，忠肝似铁。收疆土，恢帝业，麟阁图形，燕然勒碣。寸心迫切，衷肠似火濆，听取江流，声如哽咽。”这些充满激情和忧患的对白和唱词，是几个人物轮番说出，或合唱的，从而表明在“一江南北乾坤别”的民族危机中，收拾山河，克复神州，重整乾坤，是南渡过江的中原士大夫的意志和共识。
百折不挠地将这种追求统一、反抗分裂的民族意志，注入长江、黄河的文明腹地，这就形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存史上气壮山河的南北“太极推移”,你推过来，我推过去，越来越深地变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于是在南北对峙之后，出现了更高程度的南北融合。巴蜀在二千余年的南北对峙交融中，占有特殊的位置，堪称“太极推移”中的“太极眼”.历史上被称为“天府之国”的地方，颇有几处：一是长安所在的关中。《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留侯张良讨论定都的时候说：“夫关中左殽函，右陇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饶，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诸侯安定，河渭漕免天下，西给京师；诸侯有变，顺流而下，足以委输。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二是金、元、明、清定都的北京。明人谢肇淛《五杂俎》说：“今国家燕都可谓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但其间有少不便者，漕粟仰给东南耳。”
清代福格《听雨丛谈》说：“自来论形势者，必曰关中负山面河，不啻拊背扼吭，足以鞭挞四裔。其次则河、洛居天下之中，金陵有长江之险。盖皆因仍而言，未必具有独识也。燕京之地，《战国策》已称其天府之国，富弼称其士卒精悍，与他道不类，得其心可以为用，失其心可以为患。”清代朱彝尊、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五说：“是邦（幽燕）之地，左环沧海，右拥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济，形胜甲于天下，诚天府之国也。究其沿革，唐虞则为幽都，夏、殷皆入冀地，周封尧后于蓟，封召公于燕，正此地也。厥后汉曰广阳，晋曰范阳，宋曰燕山，元曰大兴，国朝初谓之北平，而为燕府龙潜之地，寻建为北京，而谓之顺天焉。”清人吴长元《宸垣识略》卷一引述：“明谢肇淛云：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三是地方人士称其故土。《北齐书·唐邕传》称并州城，或曰：“此是金城汤池，天府之国。”明·屠本畯《闽中海错疏》说：“闽故神仙奥区，天府之国也，并海而东，与浙通波，遵海而南，与广接壤，其间彼有此无，十而二三耳。”四是巴蜀之地，“天府之国”的称呼，于此获得更广泛的认可。《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记传主与刘备作《隆中对》曰：“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清·董诰等《全唐文》卷二百十五记载，陈子昂《临邛县令封君遗爱碑》说：“夫蜀都天府之国，金城铁冶，而俗以财雄；弋猎田池，而士多豪侈。”比起关中的“金城千里，天府之国”,燕京的“燕都称百二山河，天府之国”,并州的“金城汤池，天府之国”,闽中的“神仙奥区，天府之国”,巴蜀的“天府之国”另是一番景象。有若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一“太祖平夏，元顺帝至正十五年春，徐寿辉将明玉珍据成都”条记载：“九月己亥，夏主明昇遣使来聘，使者自言：其国东有瞿塘三峡之险，北有剑阁栈道之阻，古人谓”一夫守之，百人莫过“.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财富利饶，实天府之国。”
素称“天府之国”的巴蜀以“人富粟多，浮江而下，可济中国”,历史上常可奠定一代“王业之基”.秦始皇统一中国，很重要的基础就是他登基前半个世纪，秦人就占领了巴蜀。巴蜀的开发，使秦国的土地和国力增加了一倍。他们利用巴蜀的财富源泉，支撑战争，收买列国重臣，势如破竹地兼并山东六国，统一天下。汉高祖击败不可一世的楚霸王，除了善于收罗、驾驭和使用杰出人才之外，依恃的也是关中的兵，巴蜀的饷。汉以后出现了三国，晋朝统一全国也是首先拿下了蜀国。原先曹操与孙权打仗，曹操进攻孙权，曹操必败，孙权进攻曹操，孙权必败，因为一者长于陆战，一者长于水战。但是一旦拿下蜀国和襄阳，就雄居长江上中游，可以建楼船，练水师，一旦东吴有变，就顺流而下，统一全国。刘禹锡《西塞山怀古》诗所写的“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就是展现这番情景。隋朝结束南北朝的分裂局面，也是由于隋据有巴蜀。南朝梁发生侯景之乱，西魏乘机占领荆襄、巴蜀，北周取代西魏之后又灭北齐。此时的南朝陈只有三峡以东、大江以南的土地，因此隋文帝篡夺北周帝位，消灭陈叔宝也就水到渠成了。正如清人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三十所说：“以势言之，先江南而后蜀，非策也。江南虽下，巫峡、夔门之险，水陆两困，仰而攻之，虽克而兵之死伤也必甚。故秦灭楚、晋灭吴、隋灭陈，必先举巴蜀，顺流以击吴之腰脊，兵不劳而迅若疾风之埽叶得势故也。”
宋太祖陈桥兵变，向南方用兵，也是乘乱进入长江中游，又消灭后蜀，才从长江的上中游进攻下游，消灭了南唐李后主的小朝廷的。宋人邵伯温《邵氏闻见录》记载：“太祖即位之初，数出微行，以侦伺人情，或过功臣之家，不可测。赵普每退朝，不敢脱衣冠。一日大雪，向夜，普谓帝不复出矣。久之，闻叩门声，普出，帝立风雪中。普惶惧迎拜，帝曰：已约晋王矣。已而太宗至，共于普堂中设重裀地坐，炽炭烧肉。普妻行酒，帝以嫂呼之。普从容问曰：夜久寒甚，陛下何以出？帝曰：吾睡不能着，一榻之外皆他人家也，故来见卿。普曰：陛下小天下耶？南征北伐，今其时也。愿闻成算所向。帝曰：吾欲下太原。普默然久之，曰：非臣所知也。帝问其故，普曰：太原当西北二边，使一举而下，则二边之患我独当之。何不姑留以俟削平诸国，则弹丸黑志之地，将无所逃。帝笑曰：吾意正如此，特试卿耳。遂定下江南之议。帝曰：王全斌平蜀多杀人，吾今思之犹耿耿，不可用也。普于是荐曹彬为将，以潘美副之。明日命帅，彬与美陛对，彬辞才力不迨，乞别选能臣。美盛言江南可取，帝大言谕彬曰：所谓大将者，能斩出位犯分之副将，则不难矣。美汗下，不敢仰视。将行，夜召彬入禁中，帝亲酌酒。彬醉，宫人以水沃其面。既醒，帝抚其背以遣曰：会取会取，他本无罪，只是自家着他不得。'
盖欲以恩德来之也。是故以彬之厚重，美之明锐，更相为助，令行禁止，未尝妄戮一人，而江南平。皆帝仁圣神武所以用之，得其道云。”这就是着名的“雪夜访普”的佳话，也见于《宋史·赵普传》。一代开国君臣必须认真思考“南征北伐，成算所向”的战略方向。宋初开国，先用“王全斌平蜀”,再以曹彬平江南，然后回师灭北汉，中原、荆蜀、江南统一之后，才用全国之力，承担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压力。其中，荆、蜀之地成为首选的入手处，这是值得深思的。
长江下游江面开阔，靠近南方朝廷的心脏区域，必有重兵把守，必遇殊死搏斗，北方的骑兵、步兵贸然过江容易失去优势，面临严重的危险。金与南宋对峙，金兵在西线遇到吴玠、吴璘的有效抵抗，一直未能进入巴蜀，这对南宋能够保持偏安局面起了重要的支撑作用。这样金兵只能直接跨长江，而直接跨长江就吃败仗。金主完颜亮屯兵四十万，在采石矶对岸的和州，要跨长江灭南宋。有个四川书生叫虞允文，是跟张孝祥、范成大、杨万里同科的进士，他搜集零散的士兵和船只，以一万八千人就把金兵打败了。《宋史·虞允文传》详细记载蜀中隆州仁寿人虞允文指挥的这场长江采石矶之战：“金主（完颜亮）率大军临采石，而别以兵争瓜洲。朝命……允文往芜湖趣显忠交权军，且犒师采石，时权军犹在采石。丙子，允文至采石，权已去，显忠未来，敌骑充斥。我师三五星散，解鞍束甲坐道旁，皆权败兵也。允文谓坐待显忠则误国事，遂立招诸将，勉以忠义，……叱之曰：危及社稷，吾将安避？……时敌兵实四十万，马倍之，宋军才一万八千。允文乃命诸将列大阵不动，分戈船为五，其二并东西岸而行，其一驻中流，藏精兵待战，其二藏小港，备不测。部分甫毕，敌已大呼，（完颜）亮操小红旗麾数百艘绝江而来，瞬息，抵南岸者七十艘，直薄宋军，军小却。允文入阵中，抚时俊之背曰：汝胆略闻四方，立阵后则儿女子尔。俊即挥双刀出，士殊死战。中流官军亦以海鳅船冲敌，舟皆平沉，敌半死半战，日暮未退。会有溃军自光州至，允文授以旗鼓，从山后转出，敌疑援兵至，始遁。又命劲弓尾击追射，大败之，僵尸凡四千馀，杀万户二人，俘千户五人及生女真五百馀人。
敌兵不死于江者，亮悉敲杀之，怒其不出江也。以捷闻，犒将士，谓之曰：敌今败，明必复来。夜半，部分诸将，分海舟缒上流，别遣兵截杨林口。丁丑，敌果至，因夹击之，复大战，焚其舟三百，始遁去，再以捷闻。……甲申，至京口。敌屯重兵滁河，造三闸储水，深数尺，塞瓜洲口。时杨存中、成闵、邵宏渊诸军皆聚京口，不下二十万，惟海鳅船不满百，戈船半之。允文谓遇风则使战船，无风则使战舰，数少恐不足用。遂聚材治铁，改修马船为战舰，且借之平江，命张深守滁河口，扼大江之冲，以苗定驻下蜀为援。庚寅，亮至瓜洲，允文与存中临江按试，命战士踏车船中流上下，三周金山，回转如飞，敌持满以待，相顾骇愕。亮笑曰：纸船耳。一将跪奏：南军有备，未可轻，愿驻扬州，徐图进取。亮怒，欲斩之，哀谢良久，杖之五十。乙未，亮为其下所杀。”可见虞允文于水上战役中调度自如，其智谋竟然压倒了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代枭雄。骄横的金主完颜亮不谙水战，锋芒屡挫，撤兵途中就被部下暗杀了，这就保住了南宋半壁江山。《宋史·刘锜传》又载：“都督府参赞军事虞允文自采石来，督舟师与金人战。允文过镇江，谒锜问疾。锜执允文手曰：疾何必问。朝廷养兵三十年，一技不施，而大功乃出一儒生，我辈愧死矣！”刘锜是一代中兴名将，竟然对为一介儒生的虞允文在长江水战上的作为赞不绝口，这是儒生的威风，还是长江天堑的威风？
与巴蜀、与重庆有重大关系的，是13世纪蒙古帝国灭金之后，四十年才灭南宋。他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除了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西征，一直打到伏尔加河之外，在中国土地上的蒙古大军向西打破襄阳、成都，忽必烈从陇西穿越二千里山谷，乘羊皮囊下金沙江，袭破大理国。当时的蒙古骑兵被罗马教皇称为“上帝的鞭子”,但蒙哥汗亲率十万大军进攻重庆合川钓鱼城的时候，被飞丸击中而死，使钓鱼城成了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上帝折鞭”的英雄城。钓鱼城本是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余玠，采纳播州（今遵义）士人冉琎、冉璞的建议，搬迁合州及石照县于钓鱼山上，屯兵积粮，修墙建堡而成。《宋史》卷八十九·地理志第四十二载：“合州，中，巴川郡，军事。淳佑三年（南宋理宗年号，公元1243年），移州治于钓鱼山。”山势险峻，环以嘉陵江、渠江、涪江之水，成了“锁钥三江”的巴蜀屏障。筑钓鱼城五年后，蒙古军分三路进攻南宋，蒙哥汗（即元宪宗）亲率主力，攻陷成都及川西北诸府，对钓鱼城招降受拒。此年，即蒙哥汗九年（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蒙古军攻城，均被守将王坚击退。六月，蒙古前锋将领乘夜攻破西北外城马军寨，与增援的守军激战。战争间歇时，蒙方前锋将领劝降喊话，为滚木礌石击中身亡。七月，蒙军在对面马鞍山筑台立桅，以窥钓鱼城虚实。蒙哥汗登桅了望，为钓鱼城上巨炮发射的飞丸击伤，留下可“克城尽屠”的遗诏而亡。蒙哥汗死讯传出，西征埃及、叙利亚和欧洲，以及南攻赵宋的蒙古贵族返回本土，展开长期的汗位争夺战，在内讧中消磨了摧枯拉朽的扩展势头。草原帝国本被喻为“上帝的鞭子”,而钓鱼城之战成了“上帝折鞭”之役，改变了中古世界局面和世界史进程。合州有被称为“邹忠介公”者，作《钓鱼城跋》云：“吾闻得国于北者，恃有黄河之险，得国于南者，恃有长江之险。而蜀实江之上游也。敌人得蜀，偏师可浮江而下，则长江之险，敌人与我共之矣，故守江尤在于守蜀也。而钓鱼城又据蜀之上游。冉氏兄弟，首划城钓鱼山之策，王坚、张珏，且战且守，岂非有见于此欤？向使无钓鱼城，别无蜀久矣；无蜀，则无江南久矣。宋之宗杜，岂待厓山而后亡哉。”清人丁治棠《仕隐斋涉笔》摘录此跋之后，评论说：“文仅二百馀言，天下大势，了如指掌，大手笔也。钓鱼城有石刻四字，云独钓中原,或云忠介公题。”钓鱼城凭借天然险峻，在蒙古大军包围下，坚守三十余年，直到南宋灭亡之后。如郭沫若在抗战时期的摩崖题诗所云：“魄夺蒙哥尚有城，危崖拔地水回萦。冉家兄弟承璘玠，蜀郡山河壮甲兵。卅载孤撑天一线，千秋共仰宋三卿。贰臣妖妇同祠宇，遗恨分明未可平！”钓鱼城坚守前后，蒙古军已占领襄阳、成渝、大理，实际上已从上中游渡过长江，因而回师东南，灭宋已成摧枯拉朽之势。这就是说，元朝统一中国，也印证了先得巴蜀、后成统一的历史通则。
现代的巴蜀在支撑国家命脉和完成统一、独立的大业中也发挥了无以代替的作用。抗日战争时期，北平、南京、武汉相继沦陷，重庆成了战时陪都，被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司令部。而且新中国建国的十大元帅中，巴蜀出了四个---朱德元帅、陈毅元帅、刘伯承元帅、聂荣臻元帅，他们在全国解放统一中立下彪炳史册的功勋。在巴蜀可以找到一个极佳的立足点和精神关注点，总览维系着中华民族共同体生命的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冲突融合，总览中国历史上“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而且往往是“谁得巴蜀，谁得一统”的历史进程。关注巴蜀文化，实际上是关注中华民族发展合力的一个关节点。
三、巴渝歌舞与竹枝词
重庆近年随着三峡水库的修建，抢救发掘出大量巴人文化的遗存，建立了巴文化博物馆。重庆、川东一带，古称“三巴”:渝州为巴中，绵州为巴西，归、夔、鱼腹、云安为巴东。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一述及三巴的政治建制：“建安六年（公元201年），……（刘）璋乃改永宁为巴郡，以固陵为巴东，徙羲为巴西太守，是为三巴.”唐·杜佑《通典》卷一百七十五“州郡”五则解释三巴得名的缘由：“渝州（今理巴县）古巴国（《左传》西巴师侵鄾,注云：巴国今江州县也。其爵曰子），谓之三巴（《三巴记》曰：阆白二水东南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谓三巴）。”《三巴记》乃蜀汉大臣谯周所着，因而他对地理形势是熟悉的。蜀人李白有《宣城见杜鹃花》（一作杜牧诗，题云《子规》）诗云：“蜀国曾闻子规鸟，宣城还见杜鹃花。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
三巴是巴人的原住地，在《左传》中，他们多次以“巴子”“巴人”的身份出现，与楚国或联盟，或相争。在战国七雄称王时，巴亦称王。至于他们的起源，大概是来自巴人的口头传闻，如《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记载：“巴郡南郡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长，俱事鬼神，乃共掷剑于石穴，约能中者，奉以为君。巴氏子务相乃独中之，众皆叹。又令各乘土船，约能浮者，当以为君。馀姓悉沉，唯务相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廪君。乃乘土船，从夷水至盐阳。盐水有神女，谓廪君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馀日，廪君伺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廪君于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廪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巴氏以虎饮人血，遂以人祠焉。”巴蛮的分支，有板楯蛮，有别名为賨人。这个以白虎为图腾的部族，是能歌善舞的。还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如此说：“至高祖为汉王，发夷人还伐三秦。秦地既定，乃遣还巴中，复其渠帅罗、朴、督、鄂、度、夕、龚七姓，不输租赋，馀户乃岁入賨钱，口四十。世号为板楯蛮珍。阆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数陷陈。俗喜歌舞，高祖观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命乐人习之，所谓《巴渝舞》也。遂世世服从。”《旧唐书·音乐志》也证明这一点：“汉高祖与项籍会于鸿门，项庄剑舞，将杀高祖。项伯亦舞，以袖隔之，且云公莫害沛公也。汉人德之，故舞用巾，以象项伯衣袖之遗式也。《巴渝》，汉高帝所作也。帝自蜀汉伐楚，以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版盾蛮为前锋，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高帝观之曰：武王伐纣歌也。使工习之，号曰《巴渝》。渝，美也。亦云巴有渝水，故名之。”
巴人的歌舞崇尚勇武风气。北魏·崔鸿《十六国春秋别本》（卷六·蜀录/文渊阁四库丛书本）记载：“巴人谓赋为賨，因谓之賨人焉。及高祖为汉王，始募賨人，平定三秦，既而不愿出关，求还乡里。高祖以其功，复同丰沛，更名其地为巴郡。土有盐铁丹漆之利，民用敦阜，俗性剽勇，善歌舞。高祖爱其舞，诏乐府习之，今巴渝舞是也。”巴渝舞是巴人的名牌，因与改朝换代时期的开国雄主相联系，影响相对深广。晋代常璩《华阳国志》卷一如此记述：“及禹治水，命州巴、蜀，以属梁州。禹娶于涂山，辛壬癸甲而去，生子启，呱呱啼，不及视，三过其门而不入室，务在救时---今江州涂山是也，帝禹之庙铭存焉。会诸侯于会稽，执玉帛者万国，巴、蜀往焉。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着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曰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宋代曾慥《类说》则说：“武王伐纣，歌，使工习之，号《巴渝之美》。”一旦冠上周武王、汉高祖的名头，巴渝乐舞就成了全国性的乐舞，由俗入雅，获得贵族的青睐。唐·欧阳询《艺文类聚》（卷四十一·乐部一/四库全书本）涉及汉代风俗：“《盐铁论》曰：贵人之家，中山索女，抚流徵于堂，与鸣鼓巴渝交作堂下。”到了六朝，梁简文帝有《蜀国弦》乐府诗，称赞巴渝舞姿之妙：“铜梁指斜谷，剑道望中区。通星上分野，作固下为都。雅歌因良守，妙舞自巴渝。阳城嬉乐盛，剑骑郁相趋。”梁简文帝又有《舞赋》曰：“酌蒲桃，坐柘观，命妙舞，徵清弹……奏巴渝之丽曲，唱碣石之清音，扇才移而动步，鞞轻宣而逐吟。”在这位以“文”为谥号的帝王心目中，巴渝乐舞简直成了妙舞丽曲的代名词了。巴渝歌舞由汉高祖称赞的“武王伐纣歌”,蜕化成妙舞丽曲，也可见南朝文学风气趋势之一般。
无论是崇尚勇武也罢，妙舞丽曲也罢，既然巴渝歌舞上连周武王，下连汉高祖，便不能不引起历代史志的谈论和探讨。宋代郑樵《通志·乐略》称：“按鞞舞，本《汉巴渝舞》，高祖自蜀汉伐楚，其人勇而善斗，好为歌舞，帝观之曰：武王伐纣之歌。使工习之，号曰《巴渝舞》。其舞曲四篇：一曰《矛渝》，二曰《安弩渝》，三曰《安台》，四曰《行辞》。其辞既古，莫能晓句读。魏使王粲制其辞，粲问巴渝帅而得歌之本意，故改为《矛渝新福》《弩渝新福》《曲台新福》《行辞新福》四歌，以述魏德。其舞故常六佾，桓玄将僭位，尚书殿中郎袁明子启增满八佾。梁复号《巴渝》。”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百二十八“乐考”,则判定巴渝乐属于“武乐”,并探讨其体制：“巴、渝鼓员三十六人（师古曰：巴，巴人也。渝，渝人也。当高祖初为汉王，得巴渝人，并趫捷善斗，与之定三秦，因存其武乐也。巴、渝之乐，因此始也）。”杜牧说得很干脆：“巴渝夷俗，慷慨豪健，形于乐曲……”明人杨慎《送樊九冈副使归新繁》写得很深情：“别君于南云碧鸡之泽，追君于东城金马之坡。酌君以莲蕊清曲之酒，侑君以竹枝巴渝之歌。”清初的吴伟业提起巴蜀，就在《阆州行》中发了如此感慨：“四坐且勿喧，听我歌阆州。阆州天下胜，十二锦屏楼。歌舞巴渝盛，江山士女游。”清代中晚期的蒙古旗人、官至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宦游巴蜀，作了《重庆府》诗云：“十七门楼压翠鬟，西南一线走严关。波涛交汇三江水，井邑高凌万仞山。吴楚帆墙来日暮，巴渝歌舞艳人间。时平不用夸形胜，戍鼓无声白昼闲。”不管是称“盛”,还是称“艳”,巴渝歌舞流传了二三千年，依然是巴渝地区的文化符号之一。
究其原因，巴渝歌舞是汲取民间营养，始终接上“地气”的。周朝采诗，未及巴渝与楚之江南，反而在这些地方为《楚辞》和巴渝歌舞留下了发展空间，此之谓“边缘活力”.因此，巴渝歌舞又生长出《竹枝词》的分枝。唐人顾况《竹枝小序》说：“《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辞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禹锡曰：竹枝，巴也。巴儿联歌，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其音协黄钟羽。末如吴声，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焉。”唐人皇甫松《竹枝（一名巴渝辞）》却采取七言二句为一首的形式，其一是“槟榔花发鹧鸪啼，雄飞烟瘴雌亦飞”;其二是“木棉花尽荔支垂，千花万花待郎归”;其三是“芙蓉并蒂一心连，花侵槅子眼应穿”;其四是“筵中蜡烛泪珠红，合欢桃核两人同”;其五是“斜江风起动横波，劈开莲子苦心多”;其六是“山头桃花谷底杏，两花窈窕遥相映”.明万历年间的俞彦又有一种同样奇特的《竹枝》，谓“孙光宪、皇甫松俱有此体”,诗云：“巴江迎神（竹枝）打鼓鼙（女儿）。山花红英（竹枝）女巫衣（女儿）。……巴童爱唱（竹枝）巴渝曲（女儿）。巫神夜归（竹枝）巫庙宿（女儿）。”这些《竹枝》歌词，通俗甜腻，语意双关，在心照不宣中别具风情。
清人王士祯等的《师友诗传录》，又对《竹枝》《柳枝》一类来自民间的诗歌形式，大发议论说：“问：《竹枝》、《柳枝》自与绝句不同。而《竹枝》、《柳枝》，亦有分别，请问其详？阮亭答：《竹枝》泛咏风土，《柳枝》专咏杨柳，此其异也。南宋叶水心又创为《橘枝词》，而和者尚少。历友答：《竹枝》本出巴、渝。唐贞元中，刘梦得在沅、湘，以其地俚歌鄙陋，乃作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其词稍以文语缘诸俚俗，若太加文藻，则非本色矣。世所传“白帝城”以下九章是也。嗣后擅其长者，有杨廉夫焉；后人一切谱风土者，皆沿其体。若《柳枝词》，始于白香山《杨柳枝》一曲，盖本六朝之《折杨柳》歌辞也。其声情之儇利轻隽，与《竹枝》大同小异，与七绝微分，亦歌谣之一体也。《竹枝》、《柳枝》词，详见《词统》。”王士祯在扬州作有《论诗绝句》三十首，其中一首写道：“曾听巴渝里社词，三闾哀怨此中遗。诗情合在空舲峡，冷雁哀猿和竹枝。”其中既追溯了《竹枝词》的巴渝根源，以及文人采风中由俗入雅的过程；又展示了《竹枝词》在超地域的传播和写作中，被赋予“泛咏风土”的功能；并且将源于“巴渝里社词”的《竹枝词》，与屈原的“三闾哀怨”相联系，从而形成二千余年发源于巴渝、南楚的、具有深刻的民间因缘的“男音”系统。
三巴之地，本以民间歌咏风气极盛而驰名。宋玉《对楚王问》说：“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者数千人；其为《阳阿》、《薤露》，国中属而和者数百人；其为《阳春》、《白雪》，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十人；引商刻羽，杂以流徵，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是其曲弥高，其和弥寡。”宋玉的意思在于“曲高和寡”,但是翻转一面看问题，在巴渝之地是“曲俗和众”,而且这种带着巴人徽记的俗曲，竟然在楚国首都，已经获得了超过任何歌曲的众多知音了。宋玉在无意中，为巴渝俗曲的魅力，作了极好的证明。
唐代诗翁杜甫漂泊西南，进入巴蜀之后，也听到这种魅力动人的俗曲了。杜甫《暮春题西草堂》诗云：“万里巴渝曲，三年实饱闻。”杜甫客居巴蜀，找到了安顿诗心之所。先是“五年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在成都浣花溪畔草堂，记留下他客居的忧虑，如《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也留下了他村居的宁静，如《客至》：“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盘飧市远无兼味，樽酒家贫只旧醅。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馀杯。”他在这里作了一组《漫兴》和《江畔独步寻花》绝句，“骂春色”“骂春风”“骂燕子”“又骂桃柳”,心情放松得有点“颠狂”,人生能有几回如此心境？明·李东阳《麓堂诗话》（知不足斋丛书本）说：“杜子美《漫兴》诸绝句，有古《竹枝》意，跌宕奇古，超出诗人蹊径。”可见杜甫于此也感染了巴渝歌舞的地气。
杜甫《水槛遣心》诗云：“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
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对于此诗，宋代叶梦得《石林诗话》卷下说：“诗语固忌用巧太过，然缘情体物，自有天然工妙，虽巧而不见刻削之痕。老杜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此十字殆无一字虚设。雨细着水面为沤，鱼常上浮而淰，若大雨则伏而不出矣。燕体轻弱，风猛则不能胜，唯微风乃受以为势，故又有轻燕受风斜之语。”由此又联想到杜甫在长安时写《曲江二首》的一联诗句：“至穿花蛱蝶深深见，点水蜻蜓款款飞,深深字若无穿字，款款字若无点字，皆无以见其精微如此。然读之浑然，全似未尝用力，此所以不碍其气格超胜。使晚唐诸子为之，便当如鱼跃练波抛玉尺，莺穿丝柳织金梭体矣。”王国维《人间词话》，将杜诗的这番感受纳入他的“境界说”,谓“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可见进入巴蜀的杜甫，已经唤醒了诗性敏感的新深度，而以精细的格律与宇宙动静进行怡然自得的微妙对话了。
金代曹之谦《寄元遗山》如此评议杜甫的诗歌变化：“诗到夔州老更工，只今人仰少陵翁。”夔州，即今重庆奉节，汉代公孙述建白帝城于此。李白受永王李璘事件牵连，流放夜郎，途经白帝城，于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遇赦东归，作《早发白帝城》诗云：“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杜甫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离开成都，次年春夏间移居夔州，距李白遇赦东归已经七年，而且李白已经在当涂逝世四年。杜甫居夔州二年，作有《咏怀古迹五首》《诸将五首》《秋兴八首》《登高》《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等着名诗篇，共计成诗四百三十余首，几近今存杜诗的三分之一，成为他的诗兴集中爆发而登峰造极的时期。
明人陈继儒《笔记》卷二描述了杜甫寓居夔州的踪迹：“杜少陵自成都来夔门，欲下三峡，达荆襄，以向洛阳，渐图北归。始至暂寓白帝，既而复迁西，后徙居东屯。东屯稻田水畦，延袤百顷，于是卜居。今有杜工部草堂。”杜甫在夔州，已是远离政治中枢与政治事件的漩涡，他却沉下心来，观看历史，观看国家的命运，观看自己内心深处，体验着一种深刻而酸涩的“孤城感”.清人吴乔《围炉诗话》由杜甫的《咏怀古迹五首》谈到他的《秋兴八首》，认为：“唐人谓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
今看右丞诗甚佳，而有边幅，子美浩然如海。子美群山万壑赴荆门等语，浩然一往中，复有委婉曲折之致。
……《秋兴》首篇之前四句，叙时与景之萧索也。泪落于丛菊,心系于归舟,不能安处夔州，必为无贤地主也。总不过在秋景上说，觉得淋漓悲感，惊心动魄，通篇笔情之妙也。……蜀省屡经崔、段等兵事，夔亦不免骚动，故曰孤城.又以穷途而当日暮，诗怀可知。依南斗而望京华者，身虽弃逐凄凉，而未尝一念忘国家之治乱。……瞿塘峡口曲江头，万里风烟接素秋,言两地绝远，而秋怀是同，不忘魏阙也。……孑居夔门，进退维谷。其曰白头吟望苦低垂,千载下思之，犹为痛哭。”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杜甫的那首《登高》七律绝品：“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对此诗作了选句细读的，有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乙编·卷五），他指出：“杜陵诗云：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盖万里，地之远也。秋，时之惨凄也。作客，羁旅也。常作客，久旅也。百年，齿暮也。多病，衰疾也。台，高迥处也。独登台，无亲朋也。十四字之间，含八意，而对偶又精确。”这首七绝名篇曾经引起明清两代关于古今七律孰为第一的议论。明人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认为：“何仲默取沈云卿独不见,严沧浪取崔司勋《黄鹤楼》，为七言律压卷。二诗固甚胜，百尺无枝，亭亭独上，在厥体中，要不得为第一也。沈末句是齐梁乐府语，崔起法是盛唐歌行语。如织官锦间一尺绣，锦则锦矣，如全幅何？老杜集中，吾甚爱风急天高一章，结亦微弱；玉露凋伤、老去悲秋,首尾匀称，而斤两不足；昆明池水,秾丽况切，惜多平调，金石之声的微乖耳。然竟当于四章求之。”他提出杜诗可供七律第一的候选篇章中，四首竟有三首出自夔州诗，除了这首《登高》之外，另两首出自《秋兴八首》。胡应麟以依附王世贞得名，只是它特别推崇这首《登高》，其《诗薮》内编五认为“杜风急天高一章五十六字，如海底珊瑚，瘦劲难名，沉深莫测，而精光万丈，力量万钧。通章法、句法、字法，前无昔人，后无来学。微有说者，是杜诗，非唐诗耳。然此诗自当为古今七言律第一，不必为唐人七言律第一也（元人评此诗云：一篇之内，句句皆奇；一句之中，字字皆奇,亦似识者）”.说得同样铁板钉钉的，还有清·潘德舆《养一斋诗话》卷八：“严沧浪谓崔郎中《黄鹤楼》诗为唐人七律第一，何仲默、薛君采则谓沈云卿卢家少妇诗为第一。人决之杨升庵，升庵两可之。愚谓沈诗纯是乐府，崔诗特参古调，皆非律诗之正。必取压卷，惟老杜风急天高一篇，气体浑雄，翦裁老到，此为弁冕无疑耳。”由此可见，杜甫虽然居留夔州仅二年，但这是非同寻常的二年，他在此期间拓展了诗的胸襟和境界，提升了诗的文化含量和艺术含量。夔州是有幸的，它由于有了杜甫的居留，成了中国诗歌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亮点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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