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直呼其名者杀无赦——姓名与禁忌
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A，s.盖希特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许多落后民族保存的历史传说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原因很简单：禁止在谈到死者本人及其行为时直呼其名，违禁者甚至要被处死，这就足以隐匿一个民族内部的一切历史知识，因为，不让人写出人名，怎么能写出历史?!”
在A·s先生看来。名字的禁忌成为切断历史传说根源的罪魁祸首，那么，人名的禁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对人名行之以禁?人名禁忌又给历史和语言文学史、文明史装上了怎样的调控阀呢?本章将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
人名禁忌是与人名崇拜密切相关的，受人名图腾和其它诸如此类的迷信的、宗教的思想影响，古人把名字看得很神秘，以为名字和它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有着实在的物质联系.人名是同人的肉体、灵魂紧紧结合、不可分割的，从而恶意的人就会通过巫术诅咒敌对者的名字，造成如同损害其机体一样的破坏效果。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许多部落中，至今仍有这样的信念，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隐瞒和更改名字的奇怪规定。
这些“奇怪的规定”就是关于人名的禁忌。这里我就个人名字、亲戚名字、死者名字、国王及神名的禁忌五个方面来进行辩类分析。
第一类是个人名字的禁忌，这类又分两种，一种是禁己不禁人，自己不可随意讲出自己的大名，别人则但说无妨;一种是姓名大家禁，谁都不能暴露自个或他人的名字。
在东印度群岛，没人肯讲出自己的名字，若揖拳套问居民尊姓大名，得到的答复往往是顾左右而言问他人。既使在行政和法律事务中，被问姓名的人也是请他人代劳。对这一做法，美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作了这样的解释：“在这些未开化民族的人们看来，一个人从自己嘴里说出自已的名字，就是从自己身上吐出一部分自我，如果养成不知节制地夸谈自己名字的习惯，必将吐尽了自己的精力，毁了自身的健康，终落得体质衰弱，疾病赢瘦的境遇。然而，名字若由别人说出，便同自己没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不会因此而造成什么危害。”智利某部落的人们，从小就被灌输上述思想，因而大家都相信，如果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不能长大，身材就总是那么矮小。
力争让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名，是大多数原始部落不约而同的默契。在中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开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秘密或神圣的名字，只在极庄严的时刻才动用一下，平时决不提它，否则，让不怀好意的陌生人知道了“就更能运用巫术使自己受害。”在这里，公开的姓名往往是个人的绰号，不属于他身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随便使用且能放心地大胆告诉别人。类似的情况在乌千达的南迪人中也存在，他们对外出参战的战士一律呼日飞鸟，同样地，刚果的班加拉人在打鱼前后，不分男女老少，清一色被冠以“姆威尔”的称谓，至于真名，则是讳莫如深的。
个人名字的禁用，对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无疑是一种刺激，而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真名则是一种迫害他人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当然，那些自认身负教化人类重任的人们，亦可利用它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卡菲尔人深信名字的魔力，并把对名字的手术看成是对其本人手术具有同样效能的一种措施，他们把年轻窃贼的名字弄到手后，对着煮沸的药水大声喊叫这名字，随即盖上壶盖，让窃贼的名字在壶水中浸泡几天，这样，完全不需窃贼本人知道就能取得改造其品行的效果。这当然是迷信，若能如此，今天的法律机构，恐怕得专辟一个药材和陶瓷仓库才行。
第二类是亲戚名字的禁忌。这类禁忌在国内内陆的某些地区仍留有残迹，在国外则流落于某些海洋性气候控制的沿海滩涂或岛屿上。那些有血统关系特别是有姻亲关系的人们一般不肯讲出彼此的名字，甚至与其名字相似或者有一个相同音节的词也禁言。卡菲尔妇女不得公开或默念丈夫和其兄弟的乳名，只能用别的字代替，因为没有任何规则能够证明那些替换词的形成轨迹，而那些词又特别多，妇女人数又为数不少，甚至同一民族的女人都不得使用他人用过的替代词，必须另找新词，因而在卡菲尔妇女中形成了一种杂乱无章的特别词汇，即所谓的“女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给后代的语言学家奉上了一味难侍候的迷魂药，它们虽然丰富了卡菲尔人的语言仓库，但后代从库中取出的却是一团纠缠不清的混乱。
同样地，在印尼的巽他群岛，居民认为，如果某种庄稼歉收，那一定是田主没有留心他说出了父母的名字;在荷属新几内亚，努福尔人中男女双方一旦确定姻亲关系，对彼此名字避讳亦即开始，若是谁无意中说了一个应该避讳的名字，就得立即趴在地上说“我刚才说错了名字，现在把它从地缝里扔掉，但求让我还能好好吃饭。”在托里斯海峡两边岛屿上，如果谁偶尔不小心讲了妻子兄弟或姐妹丈夫的名字，就应马上惭愧的低下头去，并且要向被说到名字的人送礼、道歉，以赎愧疚。
第三类是死者名字的禁忌。这种禁忌在目前社会仍很流行，至于古代，则更是无所不在了。分析其动机，主要是怕触怒鬼魂，当然，不愿磕碰心灵深处的伤疤，无疑也是要使己逝去的名字蒙上淡忘薄纱的原因之一。
维克多利亚人从不提死者的名字，即使提起，也只压抑着噪音称之为“逝去的人”或“那不再在人世的可怜人”。他们认为，如果谈起死者的名字，就会激起Couit一gi1(死者鬼魂)的愤恨，而死者的鬼魂总是在地球上徘徊流连很长时间才走向西下的夕阳里去的，所有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都以提死者名字为大不敬，若斗胆犯禁，则赐之以死，若要保住性命，就得破财消灾——通常是赶出两头或更多的牛作为罚金。
那么，若有生者不幸与死者同名，那该如何是好呢?果断改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北美印第安人凡与新亡者同名一律要放弃旧名，在首次为死者举行吊唁活动时另换他名。不仅如此，西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如果谁家出了“白喜事”，全家都得另取他名。他们认为，“死者在天之灵若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会怀念亲人，重返人间，带走更多人的生命。”
比起北美印第安人，还有更不幸的事，那就是死者的名字是些人人要用的常用词，碰上这样的情况，常用词也得为死者让路，另谋新词，这类新词的唯一贡献是，它为语言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动力，因为这类风俗影响所至，许多旧词不断被淘汰，新词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不少部落因此语言总是在变化着，并涌现出大量的同义词。同时，由于死者名字代表的常用词被废而不用，许多词永远失去了原义而消失，或者另赋新义而复存，本民族的语言无形中被注入了不安分的血液，成为“创造历史”的阻力，破坏了民族政治生活的连续性，使过去的历史记载舍混不清或不大可靠，因而也引发出本文开头民俗学家A。s先生那段义愤填膺的话。
第四类是国王及其他神圣人物名字的禁忌。毋庸置疑，他们的名字正如其不可撼然的地位一样，不能损之丝毫。许多国家的帝王授意其御用文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保护王候将相圣名的极为严厉苛刻的规章制度，在暹罗，任何人胆敢说出王候的圣名，就将被投入大牢，事实上，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平民百姓是很难知晓国王的大名的。暹罗人谈到国王，只能用一些响亮的头衔、称号如“威严的”、“完美无缺的”、“至高无上的”大帝、天子等。祖鲁族有一位酋长名叫兰伽，意思是太阳，该族人只得把太阳改为伽那，现在，酋长己作古一个多世纪，太阳仍在祖鲁族的头上播撒光明，可族人仍不敢把太阳恢复兰伽旧名。
在马达加斯加各地，流行着避圣讳之风，马达加斯加人没有姓，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是从表示一般事物行为或性质的日常生活用语中选取的，如树木，花草等等，一旦某种花草被部落酋长相中，取为名字，这个词就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不得随意滥用。称之为爱屋及鸟也罢，鸡犬升天也罢，反正你得遵纪守法，不可越雷池半步。到毛利的旅游者若事先弄清那里的避讳知识，就不会因同样的事物在那里邻近的部落里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而徒费口舌了，毛利人的边境线上应多辟几个介绍这种风俗的书店才是。
古代希腊，祭司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受法律保护的，称呼之，则绳你以法。许多祭司的名字被刻在铜牌或铅牌上扔进海底，这样做的意图无疑是要将名字秘密地藏起来，还有什么比沉入海底更可靠呢?说句题外话，还有什么比这种习俗更能昭示古人非物质的和物质的、名字和物质之间的混乱呢?
最后，让我来剖析一下神名的禁忌。原始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想象创造了自己的神，造神运动一旦形成了固定的神，神名将被秘密地确定且终生保密。否则，他们以为，其他神祗甚至凡人弄到神名后就会藉符水禁咒来驱遣他们。
古埃及流传着如此一个传说：凡女伊希斯为了享仙福，偷偷地把太阳神拉流下的口水和着泥土捏成一条青蛇来攻击神拉，迫使无法经受痛苦煎熬的拉神发誓说：“让我的名字从我胸中传到她胸中吧”。于是，伊希斯获取了拉神名字中所内合的神秘力量，并因此成了诸神的皇后。
这个传说为古埃及的神名禁忌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他们的观点是，神的真名同他的神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差不多是深藏在其胸腔之内的，似乎是比五脏六腑更为重要的一个相当于灵魂的物质器官。伊希斯就是用一种成功的外科手术剥离出拉神的名字的，每个埃及巫师都深信，谁要是占有了真名，谁就能占有神或人的真正实体并且能迫使他服从自己，就象耕牛服从农夫一样。所以许多巫师一生都致力于摄取神名的钻营，费尽心机，不遗余力。
与希腊一衣带水的罗马人也对巫术之于神名的作用深信不疑。当他们围攻某座城池时，祭师们的任务就是向护城的神祗致词，祈祷这些神祗放弃被围困的城市转而归附罗马人，并将因此受到隆厚的礼遇一一比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罗马护城神抵的名字都严格保密，讳莫如深，以防共和国的敌人开出诱人的条件来引他上钩，有一个名叫索拉那斯的人就因斗胆泄露了神名而被祭奠了绞架。
以上五类基本上讲述的都是外国各民族对名字的禁忌。说到我们中国，关于名字的禁忌更是如山之棘，比比皆是，并因此演绎出许许多多欲言难罢的尴尬和悲剧。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他人直呼其名在我国仍是一种没有教养的粗俗之举，文明人都是避名而唤字的，如蒋介石，其名曰中正，介石只不过是他的字，若是谁当其面而中正长短的，保不准落下一身“洋希匹”的碎唾，这种避名称字的现象其实是禁忌观念在作崇。至于在我国古代大行其市的避讳之风，则更是直接滋生于禁忌之酵母了。避讳的产生和发展甚至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和几个阶段中国的语言文学史、文化史，关于这个问题，本书有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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