氏的起源

氏的起源

在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標誌部族、宗族的徽號，除姓之外，還有氏的稱謂。

而“氏”字的造字結構，在甲骨文中解釋為“木本”之意，即植物之“根”，故後世多用“尋根”二字表述某一姓氏認祖尋宗，追源溯流的文化情結。

《左傳•隱公八年》有一段著名文字，精要地闡明瞭“姓”和“氏”之間的關係和區另1J:“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意思是説，天子分封諸侯，根據出生而賜姓，又分封土地而稱氏，諸侯以字作為謐號，後人便作為族號;擔任官職而世代有功者，就以官名為族號;也有以受封采邑作為族號的。這裏的族號，就是“氏”。

氏的出現較姓為晚，是姓所衍生的產物，即姓的支族。氏約起於父系氏族社會，盛行於周代的分封制度，鄭樵《通志•氏族略•序》中稱：三代(夏、商、周)以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也就是説，先秦時期，氏不僅是部族、宗支的徽號，也是社會地位尊卑、貴賤的標誌。最初，氏是同姓部落的名稱，後來則逐漸演變為專指部落首領相沿承襲的尊號。傳説中父系社會英雄人物的稱號，均加“氏”以尊稱，如炎帝神農氏、黃帝軒轅氏、太昊伏羲氏、少昊金天氏等，即是例證。

最初的氏與最初的姓一樣都是不多的，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和後代的長期繁衍，同姓必然越來越多，加之有些家族、部族的分徙或孽變，往往以內含的血統支系分別出一些支系來，這些支系需要立一個屬於自己的名稱，這樣便分化產生出一些新的氏。所以，這時候的氏是姓的支系，用以區別子孫之所由出生。這種區分不僅是血緣的親疏，而且也表示地位與財富的差異。這種分化趨勢，伴隨着母權制向父權制的轉變而日益明顯，進人階級社會又大大加速了。如夏為擬姓，而在擬姓之下又分為夏后氏、有尾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戈氏等;商為子姓，而在子姓之下“其登名氏三百六十夫”(《史記•周本紀》)。據甲骨文的材料，亦可考察出商代氏至少在二百個以上。春秋戰國時，見於文獻的氏則進一步激增至六百餘個，很多社會階層都有了自己的氏。

和姓一樣，氏也有着其不可替代的特殊社會作用。《白虎通義•姓名》説：“所以氏者何?所以貴功德、賤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聞其氏即可知其德，所以勉人為善也。”清楚地表明區別氏的社會作用是明貴賤、別等級。

關於氏的產生，也涉及我國上古社會的賜姓氏的制度。西周推行分封制後，賜姓仍較嚴格地遵循古制，而賜氏則大為鬆動，不僅天子可以賜氏，諸侯也可以賜氏，而且賜氏的因由也擴大了。因而自周代起，氏的發展極為迅速。所以顧炎武《原姓》説：“男子稱氏，女子稱姓，氏一再傳而可變，姓千萬年而不變。最貴者國君，國君無氏。不稱氏，稱國。”又説“(春秋)二百五十五年之間男子而稱姓者乎?無有也。”可見氏的發展變化勢頭，大大超過了原來的姓。周代的賜氏，大致有如下幾方面的情況：

(1)天子賜氏。如：鄭捷(鄭文公)、齊環(齊靈公)、蔡甲午(蔡莊公)、宋王臣(宋成公)。

(2)以祖先的字或諡為氏。如：孔丘(宋公孫嘉之後，嘉字孔父)、仲孫閲(魯公子慶父之後，慶父字仲)、文種(周文王之後，姬昌諡文)。

(3)以封邑為氏。如：屈完(楚武王子瑕之後，瑕封地在屈)、知薔(晉苟首之後，首封地在知)、解狐(唐叔虞之後，封地在解)、羊舌赤(晉公族靖侯之後，封地在羊舌)o

(4)以居地為氏。如：東門襄仲(祖居地在東門)、北郭佐(祖居地在北郭)、西門豹(祖居地在西門)、百里奚(曾家居於百里)。

(5)以官名為氏。如：司寇惠子(周司寇蘇忿生之後)、內史過(周內史叔興之後)、史墨(周史官尹逸之後)、祝蛇(周祭主讚辭官之後)。

(6)以職業為氏。如：匠石、庖丁、弈秋、徒人費。社會下層平民，受貴族立氏的影響，遂以自己從事的職業冠於名前為氏。

到宋代，鄭樵在《通志•氏族略》中對周代以來命氏的情況作了更詳盡的考察，計有：以國、以邑、以鄉、以亭、以地、以姓、以字、以名、以序、以族、以官、以爵、以技、以事、以溢、以凶德、以基德、以國系、以族系、以名與氏、以國與爵、以爵與譜系、以邑與譜系、以官與名、以邑與諡、以諡與氏、以爵與諡命氏，以及代北、關西、諸方複姓、代北三字姓、代北四字姓等32類。

這種以“氏”別貴賤的風尚，在從父系氏族社會到先秦時期這一歷史階段，相當盛行，形成“同姓異氏，一姓多氏”社會格局。如炎帝神農氏本來是姜姓部落的始祖，但其後裔卻有烈山氏、祝融氏，及齊、呂、申、許等氏族分支;黃帝軒轅氏為姬姓部落的始祖，但他的25個兒子，卻分為12胞族(氏族);太昊伏羲氏(庖犧氏)，少昊金天氏，本是東方鳳姓部落的首領，是以鳥為圖騰的部族(鳳即鳳鳥)，其後裔則蕃衍為鳳鳥氏、玄鳥氏、丹鳥氏、青鳥氏、鳩氏、爽鳩氏、伯趙氏及“五雉”“九扈”等24個“以鳥名官”的氏族。

這樣隨着父權制的確立和氏的形成，母系氏族逐漸被父系氏族所取代，所有的血緣關係，均由父系來確認。所以母系氏族之解體，父系氏族之興起，成為姓氏演變過程中的一個里程碑。

夏代的姓氏情況，因缺乏文獻記載和考古發現難以詳知，但據《史記•夏本紀》和《世本•氏姓篇》載錄，夏禹為擬姓，其後分封，以國為氏的部族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尋氏、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莫氏、斟戈氏及有南氏、有郭氏等十餘個姓氏。

商朝是典型的奴隸制王朝，國家機構已經形成，“胙土命氏”正式成為姓氏產生的主要途徑。商朝帝王嫡子有繼承王位的權利，某地庶子則有“胙土命氏”的分封權益。一些有功於王室的功勛大臣，及臣服於商王朝的附庸部落，依據其社會地位，也被封賜相應的侯國、采邑。因而商代的姓氏較夏代大為增多，史稱商代有“八百諸侯”。見於《史記•殷本紀》和《世本》等文獻記載的姓氏有數十餘個。如殷氏、來氏、宋氏、稚氏、時氏、蕭氏、黎氏、空相氏、北殷氏、目夷氏、祟氏、周氏、杞氏、耿氏、微氏、箕氏、阮氏等，皆是以國為氏，至今有相當一部分仍在沿用。在《尚書•盤庚》中，將殷商貴族大姓總稱為“百姓”。此處的“百姓”二字，是氏族社會時期，“禪讓”制度流傳下的大族舊姓，與萬民相對，原意是指有一定社會地位，被王室“胙土命氏”的貴族階層。之後，隨着社會歷史的發展和朝代的更迭，這些貴族階層失去了原有的封邑和地位，淪為普通庶民，但卻保留了原有的姓氏，成為當今姓氏的重要來源，也是後世歷代庶民統稱為“百姓”的原因。

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姬發滅掉商朝，大封諸侯，胙土命氏。據史書所載，周朝共滅商朝屬國99個，降服652個國，從而為周初大分封提供了廣闊的土地。這種大分封舉措，對於商朝原始小邦林立的格局，含有統天下於一尊的意義，顯然是社會發展的一大進步。而大分封的結果，必然導致大批氏的產生。周朝成為“氏”產生最多的時期，尤其是春秋時期，激烈的諸侯兼併，為姓氏的發展演變提供了特定的條件。

周朝的封邦建國與等級森嚴的宗法制緊密相連。周天子自稱是上天的長子(天子)，上天賜給他土地和臣民，擁有分封賞賜臣民的絕對權威。據史書記載，周初先後分封諸侯國71國，其中同姓(姬姓)諸侯40國，異姓諸侯31國。這些受封的諸侯尊奉周天子為大宗，為天下共主。各諸侯又在自己國土內分封采邑給同姓或異姓的卿大夫，卿大夫尊奉國君為宗主，並在自己的采邑內再次分封給同姓或異姓庶民。這樣自上而下一層一層分封，一姓所出的支系越來越多，越來越細，新的氏族也就越來越多，形成了一姓多氏，甚至一人多氏的情形。如周天子所封同姓諸侯都是姬姓，但因封國有魯、鄭、衞、晉、吳、虞、霍、虢、管、蔡、巴、隨之別，受封諸候以國為氏，形成新的氏族。此外，還有以邑為氏，以爵為氏，以族為氏，以技為氏，以諡為氏等多種形式。尤其令人難以理解的是，同一貴族一生中因多次受封，出現一人多氏的情形。如魯孝公後代展禽，因其先人字子展而得展氏;因受封於柳，而得柳氏;死後諡號為惠，而得惠氏。公孫鞅因是衞國人稱衞鞅，因受封於商而稱商鞅，因是衞國公族之孫，也稱公孫鞅。再如晉國大夫士會一生中稱謂有9個：士會、隨季、武子、士季、隨會、隨武子、範會、範武子，其中隨、範為封邑，士為官職，季為排行，武為諡號，會為名字。

“胙土命氏”也有其約定俗成的習慣法則，天子等級最高，所以以其王朝的稱號為氏，如周天子即以周為氏;而諸候國則以國為氏，如齊、魯、鄭、吳等;卿大夫以封邑為氏，如原氏、薛氏、楊氏等;效力於王室公族的職業技人等則以技為氏，如車氏、屠氏、陶氏等。由於“命氏”由上而下出自帝王、君侯所賜，能夠封土命氏的，都是貴族諸侯，即使以職業技藝命氏的“百工”，也不是一般平民、賤奴，而是管理平民奴隸的工長、管事。因為氏可以表明出身家世和社會地位，是貴族特有的標誌和尊號，所以氏有強烈的“氏明貴賤”的社會功能。在封建的宗法制度下，氏族成為周王朝最基本的政治組織形式，其存在、發展、演變、衰落的狀況，極其生動地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各個方而的狀況，氏族研究在某種意義上是認識和研究先秦史的關鍵。

這樣，由“胙土命氏”的封建宗法制度，逐漸取代了氏族社會單純的血緣氏族制度，氏族習俗則被提取、轉化、昇華為系統的理論化、法制化的文化形態和宗法制度。由遠古父系氏族社會中的族長制，演變為夏、商、西周的封建宗法制，標誌着姓氏文化的日趨成熟和形成。

在既有姓又有氏之後，姓與氏之間的關係及其使用時的特點又怎樣呢?鄭樵《通志•氏族略》也為之作了精闢的概括性闡述，他説：“三代之前，姓氏分而為二，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貴者為氏，賤者有名無氏。今南方諸蠻，此道猶存。古之諸侯，詛辭多曰：墜命亡氏，踣其國家。故姓可呼為氏，氏不可呼為姓。姓所以別婚姻。故有同姓、異姓、庶姓之別。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三代之後。姓氏合而為一皆所以別婚姻，而以地望明貴賤。”鄭樵的這段話，有三個方面是應該注意的。

首先，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是因為當時的婦女無權參加社會活動，她們作為社會成員之一而要與其他女子相區別，就是作為傳宗接代的工具而出嫁。為了“別婚姻”，不至於出現同姓通婚，她們的姓必須明確，所以她們必須稱姓。女子未出嫁時，一般都在姓之前加上排行，如盂姬、仲姜、叔媲、季姒之類。這裏的盂、仲、叔、季，用現在的話來説，就是老大、老二、老三、老四，而不是姓，她們的姓分別是姬、姜、媲、姒。例如傳説中的盂姜，是姜姓家的大小姐，而不是姓盂名姜。或者姓前加上自己所自出的國名，如秦贏、齊姜、褒姒之類。這裏的秦、齊、褒是國名，而亦非姓，她們的姓分別是贏、姜、擬。女子出嫁以後，則在姓前加上丈夫的國名或氏，如孔姬、裳姜、息奶之類。西周王室曾經長期是姬、姜二姓通婚，周王的王后在世時因而多稱王姜，死後則在姜姓前加諡號，如文姜、哀姜、穆姜、齊姜之類。

其次，所謂“貴者有氏，賤者有名無氏”，是説先秦時期的氏，一般是貴族標誌宗族系統的稱號，因而多數情況下只是有身份的統治階級成員才有氏，社會下層平民人雖眾多，但沒有“別貴賤”的必要，也不大講究宗法，所以一般是沒有氏的。前文所提到以職業為氏的社會下層平民，畢竟只是個別情況。

再次，在有姓有氏的情況下，“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説明氏同姓不同的血緣關係較遠，是可以相互通婚的;“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説明姓同氏不同的血緣關係較近，是不可以相互通婚的。在通婚的問題上，辨姓最為重要，這不僅是古制，也是傳統，而且又符合優生學的原理。先秦時期有很多諸侯、卿大夫都是同姓，如齊國的崔氏與東郭氏都是姜姓，齊莊公時的權臣崔杆要娶東郭偃的姐姐，東郭偃儘管是崔杆的下屬，但他還是以“男女辨姓”的通婚古制為由，婉言拒絕了崔抒。

經歷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社會大動盪和大變革之後，嚴格的等級制度受到不斷的衝擊，社會各階層的地位和命運也在發生着較大的變化，傳統的貴賤區別已無法維持，“氏”也就逐漸減弱乃至喪失了它的“別貴賤”的社會作用，而演化成社會各階層以男子為中心的家族的普遍標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