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改名

辯證地來看，取名是常例，是每一個人一生都要經歷的;改名是特例，不具普遍性。但是，改名實際上也是取名，只不過原來的基礎不是“一張白紙”，而是原本就有一個名字。改名的事例，古往今來實在不少。

孩子剛生下來或小時候取名，自己不能參與意見大多由父母家人以及親戚朋友決定。如此取出的名字，能並不一定為孩子所喜歡，也不一定能體現出個人的性情和抱負。改名的情形是比較複雜的。有的是純粹不喜歡過去的名字而改用新名。在前些年以至現在的鄉村，人們還有給孩子取醜名的習俗;孩子長大後，尤其是讀書以後，覺得名字難聽、不雅，因而重新取名;有時候是自己取，有時候則是父母主動請人幫助改名。生活中常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情形：一個孩子本來叫鐵蛋、麼妹，到縣裏上中學回來的時候，卻變成了志堅、文援。又比如，魯迅先生的伯父本來叫“仲升”，北京話發音“仲升”與“眾生”相同，眾生又是被用來指稱牲畜的，含有罵人的意味。所以他不願意用，硬改了一個該是老大叫的名字伯升。

有人改名，不一定是因為原名封建、鄙俗，而想取一個更有意義的好名字，比如有的女孩子覺得萍呀，花呀的不夠好，便換一個新名字，或者把名字中的這類字眼去掉，留下另一意義較好的。比如原慧萍，去掉萍字，改成單名一個“慧”字。這類改名，動機在於對美的追求，改名者力圖使自己的名字與自己的審美追求以及社會普遍的美學理想諧調。

用準確、鮮明地表現名主抱負、志趣的改名，所佔比例恐怕是最大的。父母、家人給孩子取名，往往離不開自己的感情以及對孩子的期望，而這些又並不一定能與孩子的情感願望吻合，所以就有改名的事情出現。如武則天、李自成的改名就是如此。又如宋代柳開，年輕時候傾慕韓愈，後來改名為開，自以為能別闢路徑，另開門道。近代女革命家秋瑾，原名秋閨瑾，小名玉姑。後來為了表示女子不甘落後抱負，去掉了名中的“閏”字，又自號“競雄”、“鑑湖女俠”。一代畫師徐悲鴻，原名壽康，有福壽安康的意思。為了提醒自己在困苦的環境中振翼奮進，他毅然將自己的名字改“悲鴻”，並自號“江南貧俠”。

時代風潮往往也是改名的原因之一。當思想文化的風潮像強勁東風吹來的時候，必然會對一些人產生影響，在他們的心頭或吹起漣漪，或捲起狂濤。如清末的革命黨人，投人革命隊伍後紛紛改名，章太炎、蔡子民、胡漢民、汪精衞這些名字都是這種思潮的產物。胡漢民原名衍鴻，改名漢民，表示堂堂大漢之民。蔡元培本是前清進士、翰林院編修，字鶴卿;思想轉變後，改字子民，表示為炎黃的孑遺之民。

二三十年代，西方的各種思想都吹到了中國，於是有人應“風”改名。著名作家巴金原名李芾甘，在巴黎留學時開始崇信巴枯寧和克魯泡特金的無政府主義，因此從二人名字中的首尾各取一字而成現名。教育家陶行知從少年時便殷服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説，故名知行。留美后，他受實驗主義的影響，認為凡事並非知而後行，而應行而後知，於是改名為行知。

在當代，因時代的影響而改名的也不少，其中影響最大的時代風潮恐怕是文化大革命。當時，為了緊跟潮流、緊跟黨，許多人取名或改名衞紅、學青、學彪，女孩子取名武、斌等等。在那個年代，因為名字昇天者有之，落地者亦有之。追求時代風潮取名、改名是可以的，但千萬不要把名字“綁在政治的戰車上”，否則，結局大多是可笑、可悲的。因為一旦潮流轉向，這些名字又變得很不合適，於是又會有人要改名。

改名大多自覺自願的，但也不排除被動的情況。漢語同音字較多，偶然地寫了別字，又不好糾正，這樣將錯就錯的名字也是有的。著名地質學家李四光的改名就是如此。李四光原名李仲揆，14歲時候，他赴日留學，不小心在護照姓名欄裏填入了年齡“十四”。護照是不能塗改的，於是他就將“十”字添筆改成“李”。但“李四”這名字不雅，他抬頭一見“光被四表”的橫匾，就在“四”字後加了一個“光”字。“四光”有“四方光明”的意思，算是個不錯的名字。這種名字，我們每個人的生活圈裏總能找到一兩個。不過，這種被動改名並非名主始料所及，另外的情形則是非改不可。

在封建時代，皇帝、上司的好惡關係到一個人的身家性命。皇帝老子不喜歡的名字就得改。舊時，有個叫楊林的參加科舉考試。有人説他的名字與反叛首領的名字相同，應當改名，否則怕考不中，於是此人只得改名楊上林。孫中山先生也曾因避禍而改名。孫中山原名文，字載之，因鼓吹革命，流亡日本，為便於革命行動而改名中山樵。

此外，封建時代的避諱制度也迫使許多人改了名字。漢代蒯徹因避漢武帝劉徹改名通;晉代王衍因避成帝諱而改名夷甫，南齊蕭道先避高帝蕭道成先諱改名景，五代後唐的楊擅因名字的右半部犯明宗諱而改名光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