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和戀愛就像下雨天和音樂一樣相配，文人墨客都會有一個相同的特性就是善感，大有“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的感覺。那麼，文學才子郁達夫會在戀愛中迸發出什麼樣的才情呢？他是怎麼寫情詩的呢？隨小編來看看以下出自情書大全的介紹吧。
郁達夫致王映霞書簡一通，書於“幻社出版部制”之“原稿紙第一號”，規格為12×30字，共兩紙，有編號，紫墨水鋼筆書寫。現據原信照錄如下：
映霞君：
十日早晨發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來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後，又發一封信，不曉得你也接到了沒有？我只希望你於接到十日午後的那封信後，能夠不要那麼的狠心拒絕我。我現在正在計劃去歐洲，這是的確的。但我的計劃之中，本有你在內，想和你兩人同去歐洲留學的。現在事情已經弄得這樣，我真不知道如何是好。我接到了你的回信之後，真不明瞭你的真意。我從沒有過現在這樣的經驗，這一次我對於你的心情，只有上天知道，並沒有半點不純的意思存在在中間。人家雖則在你面前說我的壞話，但我個人，至少是很sincere的，我簡直可以為你而死。
滬上謠言很盛，杭州不曉得安穩否？我真為你急死了，你若有一點憐惜我的心思，請你無論如何，再寫一封信給我！千萬千萬，因為我在繫念你和你老太太的安危。啊啊，我只恨在上海之日，沒有和你兩人傾談的機會，我只恨那些阻難我，中傷我的朋友。他們雖則說是在愛我愛你，故而出此，然而我伯剛那裡，好幾天不去了。因為去的時候，他們總以中國式的話來勸我。說我不應該這樣，不應該那樣。他們太把中國的禮教，習慣，家庭，名譽，地位看重了。他們都說我現在不應該犧牲，（損失太大）不應該為了這一回的事情而犧牲。不過我想我若沒有這一點勇氣，若想不徹底的偷偷摸摸，那我也不至於到這一個地步了。所以他們簡直不能瞭解我現在的心狀，並且不瞭解什麼是人生。人生的樂趣，他們以為只在循軌蹈矩的刻板生活上面的。結了婚就不能離婚，吃了飯就不應該喝酒。這些話，是我最不樂意聽的話，所以我自你去後，尚賢坊只去了一兩趟。
此外還有許多自家也要笑起來的愚事，是在你和我分開以後做的。在紙筆上寫出來，不好意思，待隔日有機會相見時再和你說罷。
我無論如何，只想和你見一面，北京是不去了。什麼地方也不想去，只想到杭州來一次。請你再不要為我顧慮到身邊的危險。我現在只希望你有一封回信來，能夠使我滿意。
達夫二月十日午後
在現存郁達夫致王映霞書簡中，此信按時間排列為1927年第四通，也是所有書簡的第四通。初收入1982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初版《達夫書簡—致王映霞》（王觀泉編，以下簡稱“《達夫書簡》”），先後編入《郁達夫文集》（廣州花城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聯合版）和《郁達夫全集》（有浙江文藝出版社版和浙江大學出版社版，後者蒐集最為齊全）。2008年6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又出版了經過修訂的《達夫書簡》第三版，這封書簡仍收錄在內。
經與原件核對，排印稿有兩處出入，一為書簡第二自然段也即原信稿第一頁最後一句“然而我”後無任何標點符號，似未完。《達夫書簡》初版本此句後為“……”，三版本此句後為“。”，均為編者所加，拙見應保持歷史原貌，另加註說明；二為書簡第三自然段中“循軌蹈矩”一詞，《達夫書簡》第三版規範為“循規蹈矩”，拙見也大可不必，也應保持歷史原貌“循軌蹈矩”為宜。
此信落款“達夫二月十日午後”，實有誤，需略作考證。信開頭說得很清楚，“十日早晨發了一封信，你在十日晚上就來了回信。但我在十日午後，又發了一封信，不曉得你也接到了沒有？”這裡所說的“十日午後，又發了一封信”，顯然不是指此信，而是指此信之前的一封信，已不存，因為既然“十日午後，又發一封信”，此信何以再落款“二月十日午後”？不可能同時有二個“十日午後”。
查郁達夫1927年2月1日至16日的《窮冬日記》，有如下記載：
（十日）吃過午飯，又有許多文學青年來訪，就和他們出去，同時又寫了一封信給映霞。大約我和她的關係將從此終斷了。
（十一日）晚上又接到映霞的來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絕了。也罷，把閒情付與東流江水，想儂身後，總有人憐。……半夜裡醉了酒回來，終於情難自禁，又寫了一封信給映霞。
兩相對照，可知《窮冬日記》所記1927年2月11日“晚上又接到映霞的來信，她竟明白表示拒絕了”，與此信中對王映霞所說的“我只希望你於接到十日午後的那封信後，能夠不要那麼的狠心拒絕我”，正好上下銜接吻合，據此應可斷定此信的寫作時間為1927年2月11日，也即《窮冬日記》1927年2月11日晚所記的“終於情難自禁，又寫了一封信給映霞”的這封。何以落款時間變成了“二月十日午後”，很可能當時是郁達夫酒後筆誤。
當時郁達夫剛認識王映霞不久，兩人尚未進入熱戀，王映霞且對郁達夫的追求表示了拒絕，因此，郁達夫此信是一通情書，當無可懷疑，何況紫色正是當時男女間書寫情書的專用墨水。郁達夫在信中對王映霞傾吐情愫，甚至說出“我簡直可以為你而死”這樣的話，無非是要表明他對王映霞是一往情深，希望王映霞接受他的火熱的愛。
郁達夫是在友人孫百剛（此信中郁達夫寫作“伯剛”）家中結識王映霞的，郁達夫1927年1月1日—31日的《村居日記》中對此有明確的記載，1月14日日記記雲：“從光華出來，就上法界尚賢裡一位同鄉孫君那裡去。在那裡遇見了杭州的王映霞女士，我的心又被她攪亂了，此事當竭力的進行，求得和她做一個永久的朋友。”孫百剛後來也寫了《郁達夫外傳》（1982年4月浙江人民出版社版）詳記其事。
但是，孫百剛等友人對郁達夫追求王映霞並不贊同，這在這通情書中已有所反映，之所以“伯剛那裡，好幾天不去了”，就是因為孫百剛他們不斷提醒他“不應該為了這一回的事情而犧牲”。而信中又謂“我只恨那些阻難我，中傷我的朋友”，不但是指孫百剛等，還應該包括葉靈鳳等幾位“創造社小夥計”，葉靈鳳與潘漢年等當時又在創造社內另組“幻社”，郁達夫此信所用信箋就是“幻社出版部制”稿紙。
葉靈鳳晚年在不止一篇回憶文字中提到此事。他在《郁達夫二三事》中回顧了與郁達夫的交往過程後，就談到“後來為了反對他追求王映霞，我和其他幾個朋友都和他鬧翻了。他在《日記九種》裡曾說有幾個青年應該鑄成一排鐵像跪在他的床前，我猜想其中有一個應該是我”。在《讀郁達夫<集外集>》中又說：“在當時許多較年輕的朋友中，包括我自己在內，大都是對王映霞不滿的，認為是她害了達夫。”可惜葉靈鳳直至去世，也未見到郁達夫這通書簡，否則，他的回憶又可多一份證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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