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象學的歷史背景

星象學的歷史背景

一般人認為星象學是起源於古代的閃族、印歐或中國的河洛民族；星象學首先在巴比倫盛行，接著向東傳到波斯、印度、中國；向西由希臘傳到埃及、羅馬和西班牙等地。星象學是探討“大宇宙”和“小宇宙”之間關係的科學；所謂“大宇宙”是指佈滿了星辰的天空或穹蒼，“小宇宙”指人類和人類的活動。一般認為星辰是上帝或無形的自然力量和人類間的媒介，上帝藉助星辰傳達訊息給他的子民，星辰活動和地球上的動態都有著因果關係。也就是說，天上的星星影響我們的心理狀態，我們的心理狀態又影響我們的行為模式，我們的行為模式又造就了我們的命和運。天上的星星和我們的心理狀態是先天的，也就是無可改變的“命”；而我們的行為模式，就是我們後天的“運”。在中古時代，甚至更早以前，人們已經知道在一定的時間開始固定的活動。當時星象學的責任就是找出時間點。文獻上記載，新的村鎮在動土時，必須請星象學家選定黃道吉時。十三世紀時，義大利的星象學家波那提(Guido Bonati，聖芳濟修會的修道士)，堅持教堂動土必須符合星象通則。更早的在西元四世紀時，所屬的教堂裡已有“天宮圖”，這個教堂現在仍存在於伊斯坦堡。

　　現代人所熟悉的個人星象學或“本命星盤”，在當時並不存在。早期的星象學指在預測整個團體的命運，從行星的位置上推算吉凶何時降臨。

　　十五、十六世紀時，星象學漸漸為人們所接受。教皇朱利安二世(Pope Julius II)請星象學家推算就職的黃道吉日；教皇保羅三世（Pope Paul III）每次開樞機主教會議時，都請星象學家推算吉時。教皇里歐十世(Pope Leo X)在羅馬的教會大學裡設立星象學科；巴杜(Padua)、波隆那(Bologna)、巴黎(Paris)的大學裡也研究起星象學。從中世紀到十八世紀間的許多科學、藝術、建築文獻都脫離不了星象學，如果你想看懂這些文獻，就必須具備星象背景。

　　到了啟蒙時代，特別是在清教徒的信仰中，星辰不再被認為是上帝和人類間的媒介。在講究理性的現代中，星辰和人間大事的關係更形模糊，因為人類找不到確實而且讓人滿意的答案。天文學家尤其不遺餘力的貶斥星象學；他們完全忽略了，一些重大的天文發現必須歸功於星象學。

　　我們可以這麼說：科學家是了不起的發明家及發現者，而頂尖的科學家多半是物理學家，而頂尖的物理學家多是天文學家，而頂尖的天文學家幾乎都成為預言家，如牛頓及愛因斯坦等。而這些頂尖的天文學家所理解的“天命”，也僅是星象學家的初步而已。

　　因為星象學家或哲學家所談的，是“先天不可改變”的七成部分，而科學家或天文學家所談的，僅是“後天的人為可以改變”的三成部分而已，而以“三成的變數”來“評斷七成不變的先天”，是不正確的。

　　如果地谷; 布拉齊(Tycho Brahe)沒有提出精確的星象資料，則開普勒(Jogannes Kepler)不可能完成他的三項法則。兩百年前，人類無法測量電流，在現代卻是輕而易舉的事；也許同樣的，總有一天，我們必能找到宇宙和地球生命間的關係。

　　瑞士心理學家容格(arl Gustav Jung)花了許多時間研究這層關係，最後提出“大宇宙”和“小宇宙”同步論。所謂“同步論”、“同一論”，是指宇宙間的事件雖然沒有“因果律”，但在時間和空間上卻是彼此相關的。

　　從此，越來越多的心理學家投入星象學，因為星象學帶領他們進入人類意識所無法領略的境界，同時進一步瞭解人類與其世界的關係。現在的心理學還沒有進步到這個地步，但和許多現代科學一樣，心理學在定義清晰的小問題上已經有了重大的突破。但是這些成果是否能形成一種完整的知識，具體的呈現人類生存的現實，實在值得懷疑。

　　人到了中年或老年時，生命的問題更不容逃避，此時，星象學發揮了另一種功能。越來越多的人請教心理分析師，希望能解開這些迷題。心理學家運用十分費時的盤問，希望解開一個人過去的問題；但有經驗又負責任的星象學家卻利用排出星盤，來幫助當事人瞭解問題。

　　許多人瞭解自己的星盤後，都能更瞭解自己的潛力何在。舉例來說，一個追求財富與權利的社會，可能缺乏藝術與文化。具有這方面天分的人若瞭解自己的星盤則必“有助於他們監守崗位，振興時弊，他們不必在覺得自卑，因為只是他們的價值觀不同於時下一般人”。

　　有人認為，星象學在現代社會中正發揮“連線理性和超理性”、“有限與無限”的重要功能。星象學家可以協助一個人處理生命的問題，增加對自我的認識。現代熟悉的“本命星盤”旨在預測一切天地感應和命運，並進而從行星的位置推算吉凶。